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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綠交流,說的和聽的都很認真。 |
中評社╱題:“紅綠交流”對兩岸和平架構的意義 作者:周麗華(杭州),浙江台灣研究會秘書長
和平發展是台灣民眾的集體訴求,它既是島內的主流民意,又是紅綠藍三方共同的價值追求。民進黨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成為影響台海穩定和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兩岸關係是民進黨無法回避的議題,更是其重返執政的必要前提。隨著2016年“大選”的日漸臨近,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面臨開放交流、務實調整的壓力。對大陸而言,從爭取民心、促使民進黨轉型、鞏固和厚植兩岸和平架構、爭取最大程度民意支持的角度思考,亦有必要與台灣在野黨開展交流,在目前尚不能開展正常黨際交流的背景下,過去幾年積累的各種“紅綠交流”模式,構成了現階段兩岸和平架構的特殊形式,其影響和意義值得深入探討。
“紅綠交流”開展的背景
2008年以來,各種形式的“紅綠交流”得以漸次展開並逐漸增多,這既是民進黨因應兩岸形勢、緩解壓力、尋求自身改變的策略調整之道,也是大陸以交流促改變、爭民心,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架構的現實之方。
(一)民進黨改變形象、緩解壓力的因應之策
面對日趨深入廣泛的兩岸交流和選舉中重要性不斷抬升的兩岸議題,黨內部分人士及支持者越來越普遍地對民進黨僵化的兩岸政策提出質疑。呂秀蓮稱,面對急劇變化的兩岸關係,民進黨不能裝著沒看到,應該重新檢討黨的大陸政策,①陳菊也曾表示早就體認到兩岸關係急劇變化,民進黨有必要因應時勢改變態度。②但是,“台獨”神主牌嚴重制約了民進黨自我修正的能力,長期模糊化的兩岸論述更是限制了發展空間。2012年大選,雖然國民黨在執政能力、發展經濟民生等方面不盡如民意,但國共兩黨開創的兩岸關係新局,成為國民黨執政的亮點,尊重“九二共識”,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被大多數台灣民眾接受和認可,最終贏得大選,而民進黨功虧一簣的主因就是其僵化、徘徊不前的兩岸政策,民眾對民進黨處理兩岸問題的信心低於國民黨,③對其上台執政不放心。如果民進黨再不跟上時代的步伐、順應民意、修正缺陷明顯的兩岸政策,重新執政將變得遙不可及。面對重返執政的最後一里路和要求檢討兩岸政策甚至修改“台獨”黨綱的呼聲,蘇貞昌當選黨主席後象徵性地恢復了“中國事務部”,成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並指出在兩岸議題上“態度該放的放,方法要靈活”。 ④然而,民進黨現有的兩岸政策與大陸“反台獨”的底線明顯衝突,制約民進黨兩岸政策轉變的因素又相當複雜,縱使有調整兩岸政策的想法,也難以端出與國民黨明顯區隔、又符合社會需求、且能形成黨內一致共識的論述,所以順應形勢、策略調整是民進黨唯一可采的權宜之計。通過適度開放黨公職人員和民意代表與大陸交流,既能一改封閉形象、緩解黨內外要求調整兩岸政策的壓力,也能美化宣傳、突出民進黨也有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達到鞏固民意基礎之目的,為重返執政積蓄力量。
(二)大陸爭取民心,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架構的客觀之需
對大陸而言,明知策略調整是民進黨的權宜之計,但是交流接觸能夠增進瞭解,瞭解方可達成理解、和解。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時指出:“對於那些曾經主張過、從事過、追隨過‘台獨’的人,我們也熱誠歡迎他們回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上來。我們希望民進黨認清形勢,停止‘台獨’分裂活動,不要再與全民族的共同意願背道而馳。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分裂立場,我們願意作出正面回應。”⑤由於民進黨沒有放棄“台獨”黨綱,大陸不可能與之開展黨際交流,但民進黨畢竟擁有超過四成的民意支持,與之開展一定形式的交流接觸,有助於增進與民進黨人及其支持民眾的溝通瞭解,實踐“寄望於台灣人民”,自然不能排除民進黨的支持民眾。因此,通過主導“紅綠交流”,開展對民進黨人及其支持者的爭取工作,從長遠看,既是大陸對台工作的一貫政策,也是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架構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
2008年以來“紅綠交流”的形式和特點
民進黨成立之初不反對其黨員到大陸訪問。1987年開放民眾來大陸探親之後,黨內曾掀起過“返鄉祭祖”的熱潮,時任桃園縣長呂秀蓮率先到大陸尋根祭祖,陳水扁、姚嘉文、蔡同榮、柯建銘、謝長廷等也曾紛紛來大陸參訪旅遊。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限制其公職人員前來大陸交流,時任高雄市長的謝長廷計畫以“一國兩市”訪問廈門,遭到陳水扁反對未能成行。2008年政黨輪替,國民黨重返執政,淪為在野的民進黨,對其黨公職人員訪問大陸仍有所限制。面對兩岸交流的滾滾洪流,或出於擴大政治舞台的現實考慮、或為鞏固個人政治地位、或為提高執政績效,黨內多位公職人員先後多次到大陸參訪。綜合概括2008年以來“紅綠交流”的特點和形式:從交流載體和內容劃分,有推銷農產品、世運會等特定主題或參加海峽論壇、學術會議等方式,涉及兩岸經貿、文化和體育等多個領域;就交流層級而言,既有謝長廷這樣的黨內大佬,又有執政縣市首長及其團隊成員、民意代表、黨內知名人士和學者;從交流地域來區分,可以劃分為大陸、台灣和港澳第三地,可謂形式多樣,特點各異。
(一)務實——“城際交流”承載了“紅綠交流”的主要形式
由謝長廷開創的“一個國家內的兩個城市”交流,在2008年以來的“紅綠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特點是務實、功利。高雄、雲林、台南、屏東、宜蘭等多數民進黨執政縣市長來過大陸,有的還不止一次。高雄市長陳菊,是登陸縣市長中政治輩分最高、美麗島世代的大佬級人物。2009年5月和今年8月,兩次率團來大陸參訪,首次登陸,在大陸舉辦“高雄世運觀光行銷推介會”行銷“世界運動會”;今年再度以行銷“2013亞太城市高峰會”名義訪問大陸天津、深圳、福州、廈門等四個城市,邀請相關市長前去高雄參加會議,她首次公開稱呼“中國大陸”,釋出善意,態度務實,獲得民進黨內不少掌聲,上述大陸四城市及日照市的市長(副市長)應邀出席了9月9日在高雄舉辦的“亞太城市高峰會”。宜蘭縣長林聰賢,2011年6月和2012年7月,先後率縣府相關主管到廈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陸自由行開放城市訪問,就經貿、旅遊與農業等與大陸相關領導交換意見,推銷旅遊,歡迎更多的大陸民眾去宜蘭自由行。台南縣長蘇煥智、屏東縣長曹啟鴻也曾率團前來大陸北京、上海、廈門等地推銷芒果、鳳梨等農產品。
民進黨地方首長為提高執政績效、鞏固執政基礎,紛紛趕搭兩岸交流直通車,前來大陸推銷農副產品、推介觀光項目,積極拓展大陸市場,爭取多開直航航線,吸引更多大陸遊客,“城際交流”順應了基層百姓的呼聲,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但作為“紅綠交流”的主要形式,客觀上體現了兩岸交流合作的大勢所趨,深化了“紅綠交流”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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