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31日，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正式開館並對外開放。當時國內外媒體對這一文化項目寄予了厚望。挪威政府官員多次到貴州實地考察，隨後又支援建立了花溪鎮山、錦屏隆里、黎平堂安三座生態博物館。
2005年6月，貴州生態博物館群建成暨國際學術論壇在貴陽舉辦，專家雲集，總結經驗並提出問題。隨著挪威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文化項目的結束，挪威政府停止支援生態博物館的建設。資金來源大大減少，貴州生態博物館被迫踏上了自我發展之路。
一次失敗的嘗試？
2005年，已經有媒體關注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的生存困境，並解析得與失。
2006年，學者摩羅發表博文《主流的力量》，對梭嘎村寨發生的變化感到憂心忡忡，“這裡究竟喪失了什麼，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盤點。”
2011年，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更加蕭條落寞。據本刊記者了解，館長也沒有太多時間到偏遠的梭嘎任職，生態博物館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並沒有任何改變。
很多人認為傑斯特龍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為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約法三章：一、強調社區居民是文化的主人，他們是文化的創造者和繼承者，他們有權利對自己的文化做出解釋；二、當旅遊業的發展與文化保護發生衝突時，旅遊業應該服從文化，而短期的傷害文化的經濟行為應該得到制止；三、生態博物館的一個重要任務是促進社區經濟發展，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這就是中挪專家一致認同的“六枝原則”。
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建成後，梭嘎通電並引進了電視，修建了柏油路，安裝了自來水，修建了希望小學，並對寨子里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民居進行重點保護。生態博物館確實改善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這也使當地人看到博物館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據本刊記者了解，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生態博物館帶來的好處。前任館長徐美陵說：“政府為他們修建了新寨，讓許多人從山上搬了下來，又把老寨中的一些房子重新修建了，本來是好事，但也造成了矛盾。有些沒有住上新房的不高興了，沒住上新房，舊房又沒改造的就更不高興了。以前各寨每家貧富都差不多，但由於新寨的建立，大家有了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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