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傑斯特龍強調的“社區居民是文化的主人”的期望則成為了一種空想。在當地人的眼里，他們不知道生態博物館是怎麼回事，更沒有參與生態博物館的管理。政府和學者成了他們的文化代理人。
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與博物館學教授潘守永告訴本刊記者，按照最初制定的生態博物館建設原則，村民只是參與政府領導的生態博物館建設，而在生態博物館建設完成之後，政府仍是生態博物館的所有者，村民對於生態博物館並沒有話語權。他們會認為這些東西都是公家的，他們是在為政府看管場地，並沒有博物館主人的意識。
“在生態博物館裡面，也有文化自覺心很強的人。熊光富是博物館的義工，在技校讀過書，比較有見識，受現代文明影響很深，對自己的長角苗背景很自信，自覺收集長角苗文化方面的資料。”正在梭嘎做田野調查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方汀告訴本刊記者，但這樣人並不多見。
把生態博物館當作旅遊景點來開發未嘗不是拯救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的辦法。前任館長徐美陵在2005年曾十分悲觀地表示，梭嘎要麼成為一個熱熱鬧鬧的旅遊景點，要麼就無疾而終，成為一個形式上的生態博物館。事實似乎正如徐美陵所言，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並沒有成功開發旅遊。許多投資商有在梭嘎投資的意向，但最後都沒有成為現實的文化項目。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也吸引了一些外來參觀者，但人數有限。
本刊記者通過了解得知，梭嘎苗族生態博物館由政府一手包辦，挪威政府退出後，意味著國外援助資金斷了。“國外的生態博物館是在政府持續支撐下維繫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汪欣告訴本刊記者，“我也很疑惑，為什麼在國外可以成功，在國內實踐卻很艱難，是不是生態博物館只有在發達的地區才能成功？但中國最需要保護的和最具有保護價值的，其實多數在少數民族地區。”
歐洲經驗中國化
2011年8月23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全國生態（社區）博物館研討會在福州召開，就生態(社區)博物館理念的認知、各地的實踐進行了研討交流，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社區)博物館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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