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可能還是在於中國的“諾獎悲情”。中國人有幾千年的光榮歷史與燦爛文明，到了近代卻積貧積弱，挨打挨餓。“一窮二白”的“白”就是科技教育。一直自認為“聰明”的中國人加上世界第二的GDP，中國人好像應該“指哪兒打哪兒”，但正如舉國體育可以囊括大把奧運金牌，卻不能讓中國足球長進，龐大的“985”、“211”、“長江”、“千人”等計劃或工程，也一直不能讓中國人在諾獎台上如願。一個足球，一個諾獎。堪稱中國當代兩大“悲情”，一文一武，一到評獎獲聯賽時，這兩個病灶就會引得中國人全身不快，頭也痛，腳也痛。諾貝爾本人一定不會想到一個遙遠的國家，一個歷史、文明、價值觀那麼不同，大概只是發明了火藥會使他共鳴的族群，對他以及以他命名的獎項當然還有獎金，具有如此深刻、複雜、微妙的感情。尤其在今天中國硬實力已邁過幾個關鍵門坎，進入世界大國行列之際，中國人尤其在意諾獎與自己的相關性。
這種關注第一是專業性的。這是一個小人群，因為有能力關注那些科學成果的人不多。但就是這個“小人群”，無論是感到“望塵莫及”，還是感到“咫尺相近”，總之是還在圈外等候。
第二是身份性關注，這是個大人群。因為對名人進行“人肉”比閱讀其專著更符合大眾樂趣。我們會在一個個黃皮膚的獲獎者身上挖出太多與自己相關的話題，如李政道與西南聯大，錢永健與錢學森。但大家更易於看出，這些獲獎的“中國人”，大都不是今天中國教育背景下的“直接產品”，而且似乎有一些證據表明，他們如果一直在中國，很可能難以獲獎。這裡無論是中國受到的冷落與漠視，還是我們自己的不爭氣，都會化為一股悲情。
第三是政治性關注。不僅是關注什麼政治態度的人獲獎，還要特別關注該人獲獎後的政治言行。“政治正確”逐漸成了中國評估諾獎及獲獎者的重要標準。不僅是人文獎項，連自然科學獎項也被列入其中。但越是走入“政治第一”的胡同，中國人的悲情可能就越重，因為，一觸及政治，理性對話的空間就大大壓縮了，“莫言”就常常成了人們不得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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