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版的《橄欖香》，那篇《自序》要好些，不太濃妝艶抹，稍微淡雅了一些，但看裡邊的小說，第一篇《團圓》，感覺還是沒有太大改變，仍然是原來的風格。我想他這種風格可能也很難有太大改觀了。有的文字濃妝艶抹，披紅掛綠，有的文字自然清新，剛健硬朗。而我更喜歡那種自然清新，風清骨峻的文字。
越往後越從解構退回到消閑
記者：董橋說自己“從來不喜歡魯迅那張革命的臉；玩事越久，自然就越不喜歡他那些革命雜文”，持有的是一種消閑的文學觀。
趙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當年大陸的文學都很革命，很主流意識形態化。董橋的文字進來後，確實對我們那種比較僵硬的東西起到了某種解構作用。打個比方，就像當年我們總唱革命歌曲，唱了這麼多年，都是高亢響亮的，忽然鄧麗君的音樂進來了，軟綿綿的，大家就很喜歡。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董橋是有正面意義的。但越往後走，越退回到消閑上，我就覺得出了些問題。我並不太欣賞這樣的文學觀。
文學的確有消閑功能，偶爾為之未嘗不可，但成為一種追求和使命，就會取消文學本身的志向和抱負。文學還有別的功能，比如介入社會，批判社會，等等。過分強調消閑功能，必然會擠壓或排斥其他功能。如果消閑功能被放大了，那麼介入和批判功能就會減弱甚至消失。
記者：林賢治在《中國散文50年》中談道：整體的台灣散文，缺乏博大深沉的風格，有成就的散文家，比如林語堂、梁實秋等多是教授出身，且屬英美派，重個人而輕群體，重知識而輕人生，作風也以雍容幽默見長，影響及於文人圈子，難免“媚雅”。就像梁實秋、余光中等人的文字，就不乏高級庸俗的例子，包括香港的董橋。
趙勇：我很認同這個判斷。林賢治是我非常敬重的學者，十多年前我讀他的《自制的海圖》，就很受震動和啟發。他有自己的文學觀，他梳理中國散文50年的脈絡，稍帶說到台灣散文，這個判斷還是非常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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