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福民看來，張藝謀在《紅高粱》等電影中運用的元素，包括熱度已經蔓延到海外的《後宮甄嬛傳》，都是利用了西方人的獵奇心理。從黑格爾開始，在大多數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國人的形象並無多大改變：穿著馬褂，梳著辮子，寫著奇怪的漢字。
蘇童將這些被刻意渲染的元素稱為“魅”，認為中國文學要“去魅”：“是要用這些對西方來說有著異域色彩的‘魅’來散發文學寫作的魅力，還是要傳播普世價值，這是一個選擇。”
不止一位作家在強調“去魅”，發掘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賈平凹也是如此。“不是塞一些所謂的中國元素，比如漢字、燈籠、舞獅舞龍就是中國文化，這些都是表面的東西，我們的作品應該全面地、綜合性地來傳承中國文化。”賈平凹說，要以中國文化為背景來寫事情、人情的故事，比如莫言作品里的故事就不可能發生在美國，也不可能發生在別的地方，只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文化應該深層次地蘊含在作品中。
如何“去魅”，走向普世價值的傳播？在白燁看來，中國文學要在更大範圍內發生作用，需要介入人性的力量必須通過熟悉和了解“他者”（世界），來喚醒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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