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的觀點是，如果有好的制度，無論是精英還是民眾都能夠推動歷史的進步，而如果有一個壞的制度，無論是精英還是群眾都可能破壞歷史的進步。
何兵：我想大家已經聽明白了，劉瑜左一巴掌打民粹主義，右一巴掌打精英主義，但制度是誰寫的？我們不知道。下面有請第二位嘉賓。
王小東：民主的成本太高，請再給我們國家10年時間，先富國強兵，再解決問題
王小東（學者）：為什麼把我放在這樣的地位（左派）上？我們在座的主流知識分子，會把跟他們意見不同的人會劃成一個派，其實這種劃分非常不好，我只能說我代表跟他們意見不同的一小部分人。
如果拋開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單就公義來討論問題的話，我和主流思想在很多觀點上的分歧都是源於對形勢不同的判斷。兩個月以前，我們也開過一個會，會議結束時大家意見一致：請再給我們的國家5—10年的時間。需要這些時間幹什麼？我們國家的經濟、科技的進步需要這10年的時間。10年之後我們的製造業產值將增加到美國的兩倍。因為我認為，我們國家的經濟核心是製造業。同時在科技上要大大拉近與美國的距離。等到那時，很多問題都好解決，也許我們今天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到那時候就不再是問題了，也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今天存在的如果還是個問題，我們會有更富裕的手段和更寬鬆的方式去解決，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等到未來再解決可能更好。
那有人問十年之後怎麼辦？我想說，十年中很多東西不能大動，不能動得太厲害，以保守為主，這是保守主義的觀點。但有些東西要動，比如政治制度問題。劉瑜女士剛才也談了這個問題。但政治制度的問題怎麼解決？按照什麼模式解決？就我個人而言，我曾經主張按照西方民主的模式解決，但現在我有一些疑問。第一，最起碼世界金融危機告訴我們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成本非常高，恰恰民主制度容易造成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成本非常高，用這麼高的成本，發達國家現在看來都有點負不起。我們能否負得起？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劉瑜女士那本《民主的細節》我也看過，說老實話，很不錯。但是，在比較開放、比較民主的地方，比如說從互聯網輿論當中，我看到包括精英在內的（不光是一般老百姓）低智商。法國人勒龐寫過一本《烏合之眾》，而我認為，精英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同樣也是烏合之眾。因為這些問題太複雜，精英在面對時也會有盲點。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能不能設計出一種更好的制度？我指的不是現在的制度，也不是要走老路，十八大說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走什麼路？我們能否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走一條新路，這是我想說的。我的思考方向就在這裡，以後會慢慢寫書。
何兵：感謝王老師，我最想了解的是，你說給你們10年時間，這是什麼意思？這10年想幹什麼？
王小東：這10年制度性的東西不動，就發展經濟、發展科技，富國強兵。
何兵：不改革也是硬道理，是這個意思嗎？
王小東：也不能說不改革，我想強調一下，我是北大理科的，雖然現在搞文科工作，但理科生有理科生的思維方式，細節上講究不同，至於大的概念是否叫改革，我認為沒有什麼價值，是否叫改革也無所謂。
何兵：感謝王老師，給王老師鼓鼓掌。他並不是大家所說的左派，有些人辯不過別人，就把別人放到左派那一邊。王老師是北大理科畢業的，思想比較清楚，至於正確與否由沈志華老師做一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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