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的30多位秘書中，陳伯達的職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之後，位於康生之前。
當然，彼時炙手可熱、風光八面的陳伯達，並不知道僅僅在一年後，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將徹底終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墮入秦城監獄。
1970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林彪第一個發言時，不顧大會議程，大談特談“天才”問題，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第二天，陳伯達在參加華北組會議時，不點名地指責有人（實際上就是指康生、張春橋等人）反對稱毛澤東為“天才”，同時陳在中央委員中鼓動要設國家主席。此外，吳法憲、葉群、王洪文、邱會作等也分別在西南組、中南組、上海組、西北組發言，附和林彪的講話。當天，華北組還出了簡報，刊發陳伯達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編為全會第六號簡報在全體中央委員中散發。
毛澤東的反應怎樣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停止討論林彪8月23日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做檢討。繼而，由毛澤東找林彪談話，周恩來找吳法憲等人談話，要他們向中央做檢查。
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會前，陳伯達摘錄了很多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材料，為廬山會議造勢。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寫了一段話，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點意見》。文章不長，全文照錄於此：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地配合了。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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