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志武的游泳俱樂部不缺高水平教練，但他們同樣面臨著體、教之間的壁壘，“和體校相比，我們訓練時間得不到保證。”呂志武表示，“幼兒的訓練通常7點半得結束，很多學校3點下課，但5點才能放學，有的更晚，過來還沒怎麼游就結束了。”和學校溝通效果不佳，很多家長最後選擇放棄。而在許德道看來，學員學籍的限制同樣導致了人才流失，“無法就近上學和外地戶口比賽資格限制等問題，可能會讓一些苗子被錯過。現在缺乏具體的扶持政策讓各部門有據可依。”
“剛開始20多名運動員，現在已有一兩百人。”“生源”已經不讓徐炳興發愁，怎麼把苗子送到全國才令他頭疼，“運動員註冊後很難再流動，但省裡能‘消化’的隊員數量有限，經常送4個被退3個，長此以往，家長覺得沒有前景就會陷入惡性循環。”好在為避免耽誤運動員，相關部門還是留出口子，但“運動員到省裡為止”的情況在全國非常普遍，並非所有地區的體育部門都舍得如此“開口”，“如果能從頂層設計更多考慮基層運動員的出口和流動問題，也能更好提升社會力量辦體育的積極性。”
對社會“開門”考驗政府職能轉變
“民營資本進入體育領域，一方面是‘46號文’（《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記者注）讓不少企業家對體育產生興趣，他們把體育看成輕資產，風險可承受；另一方面則是身為體育愛好者的企業家基於對這一行業了解、熱愛的選擇；此外，高校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只社會力量。”寧波市體育總會專職副主席任樂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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