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座調好的“鐘”是阿圖爾。本屆世界大運會採用了“大運村群”的概念，分別在那不勒斯、薩勒諾、卡塞爾塔3個城市設立了大運村。其中，那不勒斯的大運村設於停泊在那不勒斯灣的兩艘游輪上。這個自帶露天游泳池、夕陽海景的大運村給阿圖爾最深的印象，是時常會通知進行逃生演習，“但我實在太忙了，無暇顧及”。阿圖爾表示，在亞美尼亞時他的生活幾乎就是在學校和體育俱樂部間兩點一線，“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教練”。
美國體育生長於學校，歐洲運動員則生長於俱樂部。可無論出自怎樣的體制，在森特隆德看來，18歲到25歲間的大學時光，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發展時期。“尤其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真正在體育上有所建樹的人，要看到自己在運動方面的潛力，必須達到一定年齡，因此，通常很難作決定，因為你還不夠專業，學校和俱樂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撐你達到一定水平，讓你作決定時更有底氣”。
一旦選擇成為高水平運動員，很多事情就成為“必須”。在森特隆德看來，高水平運動員總是目標明確，這讓他們具備很強的時間管理能力，“他們會在特定的時間醒來，準備適當的食物，即便有聚會想參加，也會克制，不會熬夜”。
可“時鐘們”也有焦慮的時候。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正處於職業生涯徹底改變的關鍵時刻，但又接收到大學伸出的橄欖枝，這些學生的焦慮要大於從13歲就離開學校那部分運動員，這是雙重職業不得不令人思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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