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台灣這邊，國民黨的智庫或政府裡面的智庫，因為它們也要跟其它的一些情報或安全單位競爭，所以某種程度它們的發言也會被政府裡面的單位希釋掉一部分。而就民進黨來講，智庫和最高決策者個人或那裡面的主要人物的關係可能更直接更密切。比如像陳錦稷，可能每天都跟蔡英文見面。所以，如果老共跟他講什麽話，蔡英文很快就會聽到；像李明峻和我這邊，雖然不可能跟主席沒有像陳錦稷與主席互動那麼密切，但與黨的主要決策幹部也有相當多的交往。
換句話說，大陸跟台灣這邊講什麽話，要傳到領導人那裡去相對容易；但台灣這邊跟大陸智庫講的話要反映到高層去，就不一定那麼容易。這是兩岸智庫之間的差異。
智庫交流從來不是為了做朋友，雖然交流的結果有可能會讓參與交流的人會因為這樣而產生一些交情變成朋友，但智庫的交流一定有它的政治議程，或目的，比如說去瞭解對方在想什麽，或者影響對方，或傳達什麽訊息，而不是單純要進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或互信，後面一定有很明確的要交代的政治目的。
但就綠藍紅來講，比如紅色智庫和綠色智庫對話的時候，由於彼此之間對高層訊息的掌握相當的不對等，彼此提供的訊息含量會有非常大的差距。因此，我覺得，在進行實質交流的時候，要先認識紅藍綠智庫和政治決策高層的不同位階關係，來賦予智庫之間的交流到底可以做到什麽程度。
兩岸智庫交流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大陸智庫會被賦予非常政治化的角色，比如大陸可能會藉由準許進行紅綠之間智庫的交流，來表明紅綠之間政治關係會到什麽程度。這會造成一個狀況是，智庫頂多能夠處理探討對方的一些想法，收集一些意見整理以後，提供給政治決策者參考；可是當被賦予政治化的角色之後，本來很單純的研究員之間的對話，好像變成研究員背後什麽樣的訊息的傳達，這會讓智庫原來所期待的單純的交流角色發生變化，好像變成了某種程度政治上的對話。
進而可能還會發生一個狀況，比如大陸可能會把對民進黨政治領導人的一些不滿意見，轉移到對綠營智庫的懲罰，中斷紅綠智庫交流。我認為，本來這是大陸最需要的一個管道，但是自己把它中斷，這是把智庫交流高度政治化的結果。換句話說，這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嚴重的混淆，這是紅綠之間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影響智庫交流功能的發揮。
最後說的是，兩岸的決策裡面，智庫和民間之間的距離是相當遠的。智庫某種程度來說，要向政治領導者或政治決策者提供一些能夠操作的政策意見，但是現在台灣的民主社會裡面出現一個情形是，民間沒有辦法通過智庫把對政府或對政黨體系的不滿，反映到政黨或政府裡面去，因為智庫主要是接受政府或政黨的委託做一些研究，比較不會特別主動跟民間社會交往，甚至透過交往的方式形成政策建議，這是結構上的問題。因此造成一個問題是，尤其在當今的網路時代，智庫也會受到民間社會很多的抨擊，說智庫沒有反映民間社會關心的問題。這實在不容易，因為這與智庫原來所設定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因此我覺得，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智庫要形成另外一個作用，特別在兩岸的政策裡面，說是強化民間和公部門之間仲介的角色，即除了從上而下的政策之外，從下而上的關係要怎樣處理，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童振源：非常謝謝賴副執行長。他提出兩個今天我們談智庫的重要性，就是政治性對兩岸交流或智庫本身的存在與價值會有些沖擊，過去比較少提到。第二個就是說，因為智庫現在需要依附在政府或政黨之下，或某些政治人物之下，獨立性就受到影響，而這個獨立性會不會造成它對社會民間力量的認識的不足，我想這兩點其實蠻重要的。好，因為時間關係，請高教授發言。
高思博：智庫之間坦誠交往至關重要
我讀過一本書，受到蠻大的啟發。說美國外交圈有一群被叫做WISEMEN的人，當然民主共和兩黨的人都有，他們在政府有相當的歷練，雖然彼此之間的很多想法差距很大，但是他們有辦法就一些政策達成共識，形成比較持久的政策，因為他們這個圈子裡面的人彼此之間可以很坦誠相待。
因此，我對於台灣的智庫之間及跟大陸的智庫之間的關係，持比較樂觀的看法。我基本上認為，雖然大家的價值立場有很多的差異，可是那種價值立場下大帽子的差異，並不足以讓我們什麽事情都不能做，也不足以說我們在任何的領域都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短程或中程的共識。我不這麼悲觀，我覺得即使在大的帽子底下，還是有些事情可以做。
但是，我們要避免一種情況，就是智庫雖然很難脫離政治，很難脫離政治圈，但不管是台灣內部的智庫還是大陸的智庫，彼此都不耍政治伎倆；大家彼此要坦誠，你也知道我的立場，我也知道你的立場，但是大家不利用這種事情來進行操作。也就是說，你從我這邊得到的消息，我不會騙你，我也不會耍你，你也一樣。如果能夠這樣，基本上我認為就有相當的貢獻，至少在台灣的內部，已經是一個貢獻。
對大陸那邊來講，我也認為，不要把智庫之間的來往，當作一個象徵性的操作手段，比如因為你對我不好，我就把管道給卡掉，大家都要坦誠來往，保持該有的信用，不要作政治的操弄，而要把智庫當作一個坦誠交流的管道。
童振源：結語
針對剛剛大家的發言，我大概整理出七點跟大家分享，也即“四庫功能”與“三力支援”。什麽叫四庫呢？就是人才庫、知識庫、智慧庫、平台庫；三力就是財力、執行力、影響力。
首先，智庫扮演人才匯整、人才匯聚整合功能。剛才好幾位都提到，這個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一個非常高階的人才，是兼具有學術跟實務能力的人才。但現在台灣的環境似乎在政策人才這一塊是比較缺乏的，高階人才處於一種比較希缺的狀況，智庫未來或許應該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促進人才的培育跟儲備。
第二個部分是知識庫。也就是說，台灣跟大陸關係的整個政策的背景、政策的評估，我覺得是一個知識的累積，智庫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
第三個是智慧庫，比如說它扮演的是一個創新、引導跟前沿的角色，包括很多政策的建議，需要從這個過程裡面提供出來。
第四個叫做平台庫，剛剛提到蠻多的，包括賴副執行長提到的包括社會、政黨、政府、媒體、企業等，這幾個平台的互相交流，智庫應該發揮重要性作用，讓整個社會更加和諧、更加親近。第二個部分，無論是智庫之間的交流，還是兩岸間、國際間的交流，我覺得剛剛都蠻坦率的，過去在兩岸交流這一塊多一點，但內部智庫交流這一塊，我覺得未來應該可以再強化，包括剛剛高教授所提的，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我覺得這一塊需要大家努力來推動。
至於“三力支持”，第一個就是財力，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因為不管是哪一個智庫，大概都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當然有些智庫後面有財團支持，或者有些有政府的支持，但是畢竟這個財力都不是永續的，所以如何讓企業能夠支持很重要，企業的捐獻對智庫的永續經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是執行力。由於智庫在政策這一塊確定之後，回過來它能不能被落實，能不能被執行，有的甚至能不能參與一些決策，包括這些政策的檢討，政策的執行，當然有些智庫會直接涉入到政策的執行面，比如跟大陸的交流，其實附帶有些政策的目的。
第三個是影響力。今天智庫能不能對政策有影響，當然這裡面牽涉到主政者，也牽涉到政黨或總統，甚至是政府的單位願不願意來傾聽，願不願意來接受，這些都會影響智庫的發展。
另外，通過今天的對話，我有一個突發奇想，就是未來或許我們每一年可以考慮來發表一本書叫兩岸政策白皮書，從智庫的角度，而且跨越藍綠，能夠讓台灣的政府或政黨，有更多客觀的資訊跟政策的評估。好，非常感謝今天能夠參加這樣一個論壇，希望以後還有機會繼續舉辦，謝謝大家。
評論員簡介
童振源：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國際事務碩士與博士；曾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陸委會副主委等；現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與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兩岸政策協會理事長。
丁樹範：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美國聖母大學政府與國際研究碩士，美國聖母大學政府與國際研究博士。曾任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等。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李明峻：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日本國立岡山大學法學部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現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秘書長、台灣東北亞學會秘書長。
陳一新：淡江大學外文系法文組學士與美研所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哲學碩士與博士；曾任第三屆立法委員、外交委員會召集人、國防委員會召集人、立院新黨黨團召集人、任務型國大代表、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現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
高思博：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曾任中央員警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世新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第六屆立法委員（台南市選區），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現為財團法人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執行董事。
陳錦稷：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碩士；曾任雲林縣財政局長等；目前擔任青平台基金會副執行長、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財經產業中心主任、台灣公共議題研究協會理事等職務。
賴怡忠：台灣成功大學物理系畢業，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博士；曾任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副會長、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民進黨中央中國事務部主任、台灣智庫國際部主任等；現為台灣智庫副執行長、馬偕護校助理教授。
鄭安國：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碩士；曾任陸委會香港事務局局長，陸委會副主委，台北市長馬英九辦公室主任；現為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3月號，總第2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