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
丁樹範：傳統智庫的轉型
提綱中第二子題“傳統智庫為何式微”？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是獨佔鰲頭，那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物。但是在冷戰結束後，國研中心內部有很多的討論，最後有一個公投表決到底該何去何從。公投的結果是，大部分人認為我們要與學校做更密切的整合。
當國研中心與政治大學做更密切的整合後，中心受到學校的影響更大。更明確的說，學校的評鑑變成國研中心生存的唯一指標。在幾任校長的領導下確定中心的發展方向是：學術為主，政策為輔。也就是說，行有餘力才做政策。
而“學術為主”更直白的意思是，每幾年一次評鑑，要求國研中心有無學術出版品？有無得到頂尖大學的計畫？或科技部整合型計畫？這些東西變成國研中心在校內求生存最重要的指標。主持人也說，中心在過去十幾年提供政府許多人才而對社會有貢獻，然而在現實的環境裡這只能算是個人的表現，不算是整個中心的表現。
也就是說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包括教改、教育部評鑑，因為國研中心成為學校的一部分，學校對我們的生存有極大的影響力，也是唯一的影響力。這是國研中心面臨的現實問題。
政治領袖及其班底
影響力或大於智庫
因為台灣每四年一次總統選舉，未來總統候選人與其團隊，對於包括兩岸在內的所有政策具有主導力。另外，因為六都在媒體上有動見觀瞻的影響力，所以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很可能從六都市長產生，因此，六都市長的老班底會成為未來執政的團隊核心。也因此，未來智庫的運作，就要看其與總統候選人的關係。如果和總統候選人關係不密切，則要看智庫的領導者在政壇上是否有足夠的分量，是否有發言權。
在當前，除了辜寬敏先生是比較獨特的例外，企業界不會想成立智庫。在過去的90年代初期，李登輝執政時有長榮資助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INPR，現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可是後來到長榮第二代就不願意介入這一塊。這是因為智庫的投資很大，另一方面，智庫的主張很容易被社會視為和特定政治人士有關係。因此，現在的企業界基本上是兩邊下注同時贊助藍營和綠營，以免得罪另外一方。
童振源：國關中心是台灣最大智庫
未來的角色依然重要
丁主任提到人才部分，認為是個人的成就，似乎比較客氣一點。事實上，我們進一步來看，除了之前提到的吳安家、張京育、蘇起、吳釗燮、何思因等，包括劉復國、甘逸驊、陳德昇與我在內，我們都曾經在國關中心任職過，國關中心對於兩岸政策的影響，不僅是政策建議，也到了實際參與、甚至決策。剛剛幾位中，就有兩三位是陸委會主委。因此國關中心的重要性還是存在。
第二，目前國關中心在台灣擁有專任研究人員，特別是博士級的研究人員的單位。剛剛丁主任也提到，國關中心最重要的挑戰是，學術表現優於政策分析的表現，這可能讓國關中心在政策影響這一塊，會受到一些影響。但是不管如何，國關中心目前是台灣最大的智庫，這點毋庸置疑，也希望未來國關中心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李明峻：智庫對決策有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
正如我剛剛所說，目前台灣的智庫扮演政策補充與建議性的角色，但此點不代表智庫不重要。剛剛鄭老師也提過，智庫等於是人才庫，所以包括振源、吳安家、吳釗燮、甘逸驊、劉復國等幾位，他們都是從國關中心出任政務官，目前綠營的智庫更是如此，每次選舉選得還不錯之後，各智庫就會擔心人才被挖角，好不容易培養好的研究人員，馬上要面臨重新補充人力的問題，所以這個人才庫的角色非常重要。
與其說智庫本身對政策的直接影響，倒不如說這些人才在智庫期間形成的想法，在智庫期間的研究成果，影響到後來他們出任政務官時的決策或執行。這是智庫另一種型態的影響力，可以說是一種兩階段型的間接影響力。
個人色彩濃厚及智庫間交流少
是台灣藍綠智庫都面臨的挑戰
目前台灣的民間智庫(包括政黨相關智庫)，都難免有濃厚的個人色彩，這與其創辦者或主導者的意志有關，是一種以人為主的智庫形象。例如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創辦人是辜寬敏先生，辜先生從獨派立場提出“兄弟之邦”的觀點，這個主張當然就會是我們智庫的研究重點。雖然新台灣國策智庫是綠營的智庫，但在我們的民調中，“兄弟之邦”觀點的支持者反而大多數是藍營，有超過七八成的藍營選民支持“兄弟之邦”，藍營的支持度是綠營的兩倍，反而是綠營選民有四成以上反對“兄弟之邦”，因為綠營對與中國當兄弟不是太能接受。就此而言，台灣的民間智庫雖然有藍綠，有濃厚的個人色彩，但一般民眾仍會看智庫提出的主張內容。
在此種情況下，正如怡忠剛剛提到的，民間智庫不論是個人的影響力或是個人的主張，就會變成這一智庫象徵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台灣民間智庫的挑戰是個人的發展也會影響到智庫的興衰。如果智庫創辦者或主導者在政途上較為順遂，他所創辦或主導的智庫也會水漲船高，或是當政者對某智庫特別青睞，該智庫的重要性當然也會日益提升。此點讓台灣的民間智庫發展較不易穩定或長期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台灣民間智庫的個人色彩很重，使得智庫不只是與中國的交流這部分，連智庫之間的交流比例也相當低，甚至同樣是藍營或綠營的智庫之間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少數幾個個案之外，如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上次舉辦的兩岸和平論壇算是比較大型的智庫間合作，台灣民間智庫之間的交流、合作事實上並不多見。但是實際上台灣民間智庫之間的交流也可以說有很多，因為智庫之間雖然沒有正式公開的合作交流，但由於不同智庫對於相同議題常邀請同一批專家學者參與會議，透過互相熟識的出席人員之間的討論，使得智庫之間意見的交流其實是相當多的，只是以智庫名義共同交流、舉辦研討會的案例較少。
童振源：謝謝明峻兄，人才對政策的影響更直接，直接進入政府參與決策的這部分。在個人影響方面，創辦者、或是智庫的主事者，他們會直接影響到智庫的走向，第三是智庫之間的交流。確實，過去提兩黨的見面比較困難，兩黨政治人物見面更加困難；現在兩黨的智庫，類似像國共交流平台型態的存在，或許塑造新的台灣內部共識，也或許今天可以是個起點，我們也可以繼續來推動。
陳一新：智庫有多種角色
有時候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儘管各方很早就研判美國一定會反對“和平協議”；但是，因為那是國民黨的黨綱，不妨推動一下。後來當然碰壁，遭到美國強力反對。最後，台北推出三個要件、十個條件，加上一個公投，才把問題解決。
以“一國兩區”來說，是比中國大陸原政協主席賈慶林2012年“國共論壇”提出的“兩岸一國”更可能為國人所接受，主要是大陸對台灣讓利的時候，台北也要對北京做一點回應，但是最後仍被擋下。
2014年10月政府強力推動“馬習會”的時候，盡人皆知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政府為什麼還要推呢？這顯示出，智庫中想要推動或促成什麼議題，有其必要性、但也有其困難性；即使推不成也要推，這是智庫的角色。容易推得成的，老實說有沒有智庫也不重要。
至於剛才提到的幾個角色的名稱，推動者的英文是promoter、促成者是facilitator，也許有一些是成功的我們不知道。另外的參與者participant，大家都曉得；還有建議者ideainitiator，或是意見的發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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