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未來的挑戰，如果要與美國智庫相比，台灣的智庫都還談不上是智庫，但是比起大陸卻好一點。台灣的智庫絕對沒有美國那麼獨立，美國智庫雖然也有黨派、有自由與保守之分，但是智庫基本上80-90%都是獨立的。不像台灣有個20-30%獨立性就不錯了，這中間還有很大的差距要彌補，這可能是台灣所有智庫都需要面對的挑戰，不論藍綠。否則，在美國人看來，台灣的智庫就是代表某個政黨。
美國可以說自由派、保守派，“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企業研究院”（AEI）是偏保守與共和黨的，其他大多數是中立，也有一些偏自由派與民主黨的，像是“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與“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但台灣這邊還做不到，當然大陸也需要跟進，大陸內部現在也有改進智庫的建議，但還不可能擺脫共產黨的控制。我們則是擺脫不了兩黨的格局。這是未來的挑戰。
童振源：我想除了獨立性之外，不知道在人才這塊是否有限制？參與者是否有侷限？這個部分，如果還有機會再請陳教授來做說明。
陳錦稷：人脈關係是智庫的資產
人才是智庫最需要思考的事情
各位剛剛提到的觀點，與我的觀察都很接近。事實上，如果把智庫的資產負債表拿出來，也沒有太多的設備與機器，主要都是人力資本。除了剛才提到的研究員與創辦人之外，更多的是智庫往來的人際網絡（networking），在幾次選舉與政策形成過程中，大概都是最重要的。誰會來找你的智庫？智庫可以提供哪些服務？所以，人才是智庫最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在新境界帶經濟組。經濟組成員在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中與幾位地方候選人都有一些合作；選後，遇到的困境是許多人跟經濟組要人，有一陣子，經濟組鬧人才荒很怕運作不下去。我想未來，人力的增補是智庫要思考的事情。人才的增補也不是各方或做學術的人都適合做政策，其實領域還是不太一樣。在經濟領域，你若做純模型或純學術，在國際上都可以接軌接得很好；可是在本土的議題上，可能有很大的落差。同樣的，做本土政策議題的人，與做純學術、數量研究的人，也有很大的差距。
再來，智庫要做的是人才方面的考慮。我很同意陳老師所提到的，未來在智庫價值上、意識形態上，慢慢會走出自己的價值主張，特別在經濟思維上，我們現在都不覺得大政府或小政府的討論重不重要，但是未來隨著財政或稅改的問題主導時，這些都是智庫在價值主張上，會有很大的不同。譬如最近在不動產稅制改革上，就有蠻多的主張，你到底主張這些炒房的資本利得是分離課稅、還是進到所得課稅？這對財富的重分配效果就不同。
在兩岸意識形態上，大家也都提到，除了藍綠之外，未來就這方面的主張也會不同。有人主張官方政黨上的往來、有人主張民間社會多一些往來，這些方向也會非常不一樣。所以，智庫在人的人力資本，不只與政黨往來的意識形態，還包括你與民間社會的影響力，特別是與倡議團體往來的影響。因為不只政黨與政府在影響兩岸決策，在台灣民間社會能量這麼強的時候，你與團體與倡議者的往來之中，如何影響其決策？翻開報紙，在兩岸往來倡議中，蠻多都是民間社會的仲介團體在主張兩岸的價值，未來智庫如何與他們對話？這是我在思考的重點。
童振源：錦稷兄大概分成兩部分，一是人才部分，人才是智庫很重要的面向，不管人才的水庫或人才銀行；面對政治環境的變化，或者選舉環境的變化，人才如何進出？水庫如何擴大？是目前比較大的挑戰。二是價值部分，包括陳教授也說政策研究也包括價值的倡導，智庫扮演社會與政黨間對話的角色，但是畢竟智庫本身也有自己的價值，這個影響在於未來此一智庫的特殊性在哪裡？這是我們可以再討論的。
鄭安國：智庫在兩岸政策決策中的作用
很大程度上是看決策者的判斷
剛才第一輪主持人提到，關於在野或執政時，到底智庫發揮了什麼作用？事實上，不管是在野或執政，決策者或政黨領導人、政府領導人，他們對於政策的抉擇，應該都是考量很多不同因素、或諮詢不同的人，最後才形成的。智庫所提的意見，很可能與其他人提的意見所見略同也不一定，因此很難具體說在哪些政策上發揮了作用。
但至少在野時，2004年國民黨大陸政策白皮書，就是由智庫草擬，包括經濟、教育、文化等等政策白皮書都是。就目前大陸政策來說，從政府到黨到智庫大體是一致的。
兩岸政策包括政治經貿、交通、社會文教等範疇，但是除了政治議題外，一般說來，見解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較複雜，且具爭議性的其實是政治性議題，但政治性的議題，有很多涉及到決策者的判斷，智庫有責任提供政策分析與意見，供決策者權衡與判斷。
一個政策主張周延均衡的思辨非常重要，特別是兩岸政治性議題，否則會陷於進退失據。舉例而言，過去那麼多年，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提到政治性議題，一直都提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等等。甚至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還把軍事互信機制放在國防白皮書中，後來才發現這個議題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到馬英九執政後期，也都不提了。
這表示，很多的政策建議，一定都有人提。你所提的意見，到最後就在決策者的判斷，當然決策者的判斷也未必全然是對的。
台灣的兩岸政治決策
少數精英的意見往往起重要作用
就智庫對兩岸政策的研究來說，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題，可能需要團隊的研究。可是兩岸政治問題，多是出自個人的研究，如果在智庫，可能還會經過相關學者的討論，形成政策建議，但有時一些菁英的意見對政策形成的作用反而更大。
以現在台灣的能力，養不起像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那樣的智庫，也沒有像大陸官方雄厚力量的台灣研究智庫，以致難以做紮實的大陸研究，智庫的運作只能以把專家學者聯繫結合探討為主。
童振源：有兩個問題想向鄭委員請教，台灣的智庫在政治性議題上面，扮演一個政府在推動議題時的重要角色。剛剛陳教授也提到，亞太和平基金會也有類似的角色。因為國策基金會，在國民黨內部也是舉足輕重，這類的議題，會不會也由國策基金會扮演類似的角色？第二，民進黨在野時的時候，我個人觀察，蔡主席或蘇主席，他們是直接涉入黨的智庫，來凝聚一些政策的共識或形成。不知道國民黨在野時，國策基金會與國民黨黨主席的關係、與國民黨政策的關係，是不是也是如此密切？如果有機會的話，請委員下一輪再與大家分享。
賴怡忠：智庫是特定人才的集合
智庫要有影響力一定要有政治立場
智庫雖然是人才的集合，而且是特定人才的集合，絕對不是一般學者找來就可以在智庫使用。大家經歷過執政都知道，智庫中的學者，就是要在政策上尋求可供政策操作的立場與分析。這和一般學校中的學者差別非常大，所以說智庫中集合的人才非常特定，也因為如此，智庫處理政策問題，而非不一般學術研究、也不是政府內的研究。
所以，如果智庫要形成影響力，他一定要有政治立場。換句話說，我們不可能有中立的智庫，智庫本身一定要有立場，而且這個立場一定是附會在某個政治主張下的政治立場，也只有旗幟鮮明的政治立場、從價值下發展出來的政策上的研究才會有意義；在與不同立場間的智庫討論，也才會出現有趣的火花。不然弄到後來，大家都只是通通在價值上彼此指控，這樣非常沒有意義。
智庫生存面臨結構性問題
從台灣的發展來看，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雖然政府都號稱希望學者參與決策，但是往往抱怨，從學校找來的學者，只有少數幾個有辦法，其他人提供的意見是不能用的。當然也有人說，這代表智庫角色的重要性，因為他有辦法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做個仲介。可是在台灣這邊，如果說智庫要能生存，它有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應該在所得稅法或是稅務方面對智庫提供相對友善的環境，但是目前沒有這種環境。
台灣現在的智庫，有的是靠某些企業捐贈、或者相當依賴從學校調學者過來，請他們幫忙處理。往往很多學者在智庫中工作一段時間，因為生活上的壓力，必須回到學校就職，不然的話沒有辦法生存。就智庫來講，一方面這些好不容易培養的人，他們要符合學校的有關學術要求的邏輯，特別是現在要求寫學術規範的文章，和一般的政策論文寫法差別相當大。這會形成在研究上，很明顯的中斷。對於智庫在知識上的累積，也會形成破壞性的效果，這是智庫在台灣生存中，面臨到的結構上的問題。
如果智庫是靠企業界捐款，代表企業可以透過捐款影響智庫的方向，智庫本身根據意識形態發展出的獨立性，基本上就不存在。這是藍綠智庫都會碰到的比較明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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