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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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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祥喜 |
宋小莊：以問題為導向談三個涉台問題
基於“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方法，我講三個問題：
一是台灣領導人選舉的當選制問題。
台灣的領導人選舉制度採用的“相對多數當選制”是不民主的。該制度是學美國的，但卻是東施效顰。台灣被美當政者譽為“民主標杆”，恐怕言過其實。當選制度一般採用“絕對多數當選制”，採用“相對多數當選制”並不民主。民主真諦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應當是絕對過半，才能具有認受性。台灣的領導人選舉，幾乎都是四成選票當選，沒有過半多數的支持，難以被稱為“民主”。
以美國自己為例，美國總統選舉以得到538名選舉人團的過半數即270名選舉人的支持為準，美國各州的選舉人團的人數不等，按“贏家通吃”的制度來決定支持票的多寡。雖有詬病之處，但贏家還是由過半數決定的，如由得四成票者成為贏家，勢必亂套，結果肯定不同。但台灣在野黨不尋求改革，也是奇怪得很。因此，台灣的相對多數當選制應當進行改革，改為絕對多數當選制，如法國那樣，才算“民主”。
二是台灣問題的由來問題。
在國際、國內法上，國家統一、殖民地獨立，不論用和平還是戰爭的手段都是正義的。中美兩個大國，都經歷了這個歷史過程。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均屬此例。中國歷史遠比美國悠久，國家的統一戰爭也遠比美國複雜。清朝滅亡之後，中國國內還有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留下的殖民地問題，衹能根據具體情況作適當的處理，不可能完全一刀切。
就台灣問題而言，根據1943年2月1日中英美三國《開羅宣言》，日本以不平等的《馬關條約》竊取中國的台灣，要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因此，台灣在二戰後需歸還中華民國。
在國際法上，對中國而言，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應由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但翌年4月，孫中山辭職，南京臨時政府被北京的北洋政府取代，在1927年北伐戰爭勝利前，由北洋政府代表中國。1927至1949年，由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雖然中國共產黨在不同地區建立了根據地。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雖然中國內戰尚未結束，但由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代表中國。由於國際上兩大陣營冷戰和較量，未分勝負，直到1971年聯合國才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得到更廣泛國際社會的承認。但至今兩個對立的政權仍然存在。
這使我想起中國古代史學上的“正統論”。以近現代國際法視之，該學說就是在中國存在兩個及以上的政權情況下，何者為正統的問題。對中國古代的“正統論”，1977年饒宗頤所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可資參考。史家提出“正統論”的意義何在？正統之論，始於春秋。孟子說：“春秋無義戰。”戰國時期，戰爭規模越來越大。仁人志士們意識到，華夏國族的存亡繫於一統，如果有多個政權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故創“大一統”之學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先秦諸子沒有任何一家是反對國家統一的。而主張統一的主要思想家們，大致都認同實行“郡縣制”，與古代存在的分封制（也與目前存在的聯邦制）相區別。雖然秦朝後的中國合久必分，但分久亦必合。中華五千年文明沒有中斷，與“大一統”學說息息相關。
但台灣民進黨似乎缺乏中華史學修養。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統治台灣”，這是主張“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以為“台灣就是一個國家”，一旦大陸對台灣動武，就可以說是“侵略”。實際上就是挑釁大陸，鼓動戰爭，還不排除有成為美國的戰爭代理人的圖謀 。這也違背了中國古代的正統論，即使兩個政權互不隸屬，中國也要統一；即使台灣孤懸海外，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也要實現統一。
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代表正統的政權必將實現統一，這是中國歷史已經證明的。所謂政權正統性，要從統治中原是否有方、能否實現有效管治、一統教化措施、促進經濟發展、有益社會民生等來判斷。至於割據政權並不隸屬正統，正統政權是否曾經管轄割據政權的區域，並非關鍵因素。而割據政權不論好壞，都不能獨立為一個國家。
三是美國對台軍售問題。
1982年中美簽署的《八一七公報》有“對台軍售”的限制性規定。但同日美國總統給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簽署題為“對台軍售”的保密備忘錄，要求他們對台做出直接保證。國務卿又發電報給“美國在台協會”主任，轉告給台灣當局的六項保證：
第一，美方不會設定期限停止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第二，美方不會同意就台灣武器銷售問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事前磋商；第三，美國不會同意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扮演調解人的角色；第四，美國不會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而重新修訂《與台灣關係法》；第五，美國並沒有改變其對台灣主權問題的立場；第六，美國不會對台灣施加壓力，迫使其與北京進行談判。
美國在《八一七公報》對中華人共和國作出逐步減售乃至不售武器承諾的同時，又在具有保密性的總統備忘錄對台灣作了自相矛盾的表示。這是兩面三刀辦外交，有違國際法：
第一，《八一七公報》是國際協定，其地位高於美國總統給屬下的備忘錄（尤其是保密性備忘錄），也高於美國國務卿給“在台協會”的、轉交給台灣當局的電報的六項保證。
第二，該保證與《八一七公報》是有抵觸的，如美國執行六項保證，就是對公報的預期違諾（約）（anticipatory breach），這指在簽訂國際協定之前就不打算履行，預期違約的性質比普通違約惡劣。
第三，該保證的第5項提到的“美國並沒有改變其對台灣主權問題的立場”。這是指“台灣地位未定論”嗎？這樣就又違背了前兩個中美聯合公報有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認知或承諾。
1979年美國《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的形式塞進了違反三個中美聯合公報的三個內容，這就是：（一）限制中國處理國家統一的非武力方式。該法“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武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二）堅持對台軍售，該法有“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的規定。（三）在大陸武力或強制解決台灣問題時，“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性形式的能力”。
美國以國內法，甚至保密的備忘錄處理台灣問題，是有違國際法的。南北戰爭時期，美國就反對英國向美國南方割據政權提供武器裝備。中國人不喜歡強人所難，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但美國卻恰恰相反。而中國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已經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並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非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條件，這比美國南北戰爭並未認真進行和平統一，文明得多了。
美國明白不能反對中國統一，但如中國大陸不能統一台灣，妄圖獨立、分裂國家的割據政權仍然存在，中國就不可能是強國，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實現偉大復興，這才是符合美國最大戰略利益所在。為此，美國用了四道板斧：一是要求中國務必用和平手段實現國家統一。二是扶持分離台灣的力量，製造中國大陸統一台灣的障礙。三是安撫台灣分離力量，不必擔心大陸動武，美國會保持台灣的能力。四是與中國進行激烈的敵對性競爭，抑制中國的發展。這是美國所謂“一中政策”有別於中國一中原則的實質性內涵。
2023年6月1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期間在美駐華大使館召開記者會的發言，公然宣稱美國“一中政策”包括《與台灣關係法》、三個中美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同日美國國務卿發言人公佈了《布林肯訪華會談紀要》，也有同樣的內容，妄圖製造三個中美聯合公報有“灰色地帶”的假象，掩飾美國國內法惡意製造的矛盾。這是大陸官方應當交涉、兩岸民間應當質問的。
羅祥喜：兩岸關係險峻但局勢可控
今年初台灣的選舉結果揭曉之後，關心關注兩岸關係的各方人士基本上都斷定，未來幾年的兩岸關係必定更趨複雜嚴峻、變數增多，賴清德就職之後的發展也呈現這種樣態。因此，為了評估現狀、分析問題、把脈形勢，近幾個月來許多智庫機構先後舉辦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研討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解讀當前的兩岸關係。我們今天的論壇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新變局，我的基本看法是：變數增多、不確定性增大，可以說相當險峻，但短期內局勢可控，中長期不悲觀。我談幾點看法：
第一，最大的變數在台灣內部，主要是“台獨”勢力愈趨猖獗，在野勢力制衡力不足。
我們可以把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因素，大致歸為三大類：一是大陸因素，包括大陸本身的發展及對台政策變化；二是外力的影響，主要是美國因素的影響；三是台灣內部自身的種種變化。相對來說，大陸因素和外部因素比較穩定，也比較明確，比較容易把握。現在變化比較大也比較複雜的是台灣內部的種種變化。
從2024年初的台灣二合一選舉投票數據，可以看出現階段台灣政治生態和政黨生態的基本特徵。但是，衹從大的板塊結構來分析台灣的政治發展遠遠不夠，因為不僅藍綠白之間的博弈持續進行，而且不同板塊內部的凝聚力和穩定性不同，影響力也在變化之中。
就民進黨內部來說，派系的變化非常大，新的派系新賴系或泛賴系正在形成和崛起，加上賴清德個人的人格特質和行事風格，對未來幾年民進黨的發展會有重要影響。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民進黨的“兩國”論述愈趨深化，並且以各種形式阻礙、打擊、遏制兩岸交流，強化軍事對抗，“台獨”言行有激進化、民粹化的趨勢，甚至有納粹化的跡象，以致兩岸關係愈趨緊張，不排除擦槍走火的可能。
在野方面，代表台灣第三勢力的白色力量，正面臨重大考驗。柯文哲面臨的是司法問題，還是民進黨的政治打壓問題，或者是兩者皆有，社會高度關注，也高度質疑，柯文哲、民眾黨何去從何對未來台灣的政治發展無疑有重大影響。而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中國國民黨也面臨路線、論述、凝聚力、競爭力、制衡能力等方面的問題，挑戰是空前的。藍白之間的競合也有變數。核心的一點是，藍白制衡民進黨“台獨”分裂行徑、穩定兩岸關係的能力面臨考驗。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持續執政與在野政黨制衡力量的不足，並不意味著民進黨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意味著“台獨”可能性增加。相反，越來越多人認知到台灣不可能“獨立”、“台獨”意味著戰爭，希望兩岸交流交往、和平發展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這是制約兩岸關係惡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外部因素並非全然不利於兩岸關係發展。
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國因素。台灣問題本身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台灣問題久拖不決有美國干預和介入的影響，台灣問題至今仍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美國除了長期在台灣謀取巨額的經濟軍火利益之外，“以台制華”更是美國的戰略利益所在。美國現在把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台灣則被美國視為中美博弈、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近幾年加強涉台“立法”、提升美台往來層級、提高售台武器的數量和質量、深化美台軍事交流合作、加強武裝台灣的力度等，都是具體的反映。同時，美國也鼓勵、支持一些盟友加強涉台表態或干預，配合美國“以台制華”，阻礙中國的發展。毫無疑問，外力的干涉還會持續，干涉的深度和力度都可能增加，這是影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因素。
不過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國際社會早已普遍認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原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更是國際常識和國際共識。即使美國也衹能不斷重申不支持“台獨“，或表明“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因此，觀察外部因素的影響時，既要看到國際反華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不願意看到兩岸的統一，又必須看到外力干預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也要看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是大義所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都認同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人民反對“台獨”、尋求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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