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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高層互動升溫，雙邊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現象。 |
中評社╱題：當前中美互動升溫的背後 作者：沈雅梅（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摘要】2023年下半年以來，中美高層交往重啓，互動升溫，雙邊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跡象。事態表明，儘管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已定，但中美仍有共同利益，能够找到和平共處的方法。這背後，對年內可能舉行中美元首會晤的預期是重要驅動，同時也存在其他有助於關係穩定下來的結構性因素。儘管如此，仍要接受高層互動并不足以從實質上改善中美關係的現實。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美國國內政治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在2024年大選周期前後，中國議題仍會被炒作，談判進程與合作進展均可能被否認或推翻。
2023年下半年以來，中美高層交往重啓，互動升溫，雙邊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跡象。這是對今年初“無人飛艇事件”以來中美關係遇阻狀態的糾偏，是兩國落實巴厘島元首會晤共識的延續，也是在雙方對彼此的政策都沒有改變的背景下實現的。這輪互動升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1月即將舉行有中美參加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這一預期的驅動，為穩定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契機；與此同時，現在距離美國2024年大選季已經很近，在兩黨已有“對華強硬”共識的背景下，美方幾乎沒有時間把對華接觸與合作推向深入。因此，關係向好的勢頭恐怕難以解決關係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值得探究的是，有哪些因素是中美互動升溫的持續性動因？它們是否足以催生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態勢？這將有助於中美關係在可預期的未來抵禦下一次危機的衝擊。
一、辯證看待中美互動升溫的態勢
中美高層互動增多，合作可期，分歧可控，氣氛有所緩和。但美方對華姿態的調整是策略性的，并非戰略性的改變，因而不會對中美關係總體局面帶來實質性改善。
第一，互動增多。6月至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氣候特使克里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率領兩黨議員代表團等多批次高官訪華；韓正副主席出席聯大會議時與布林肯、克里會談；王毅外長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馬耳他舉行戰略溝通；中國領導人還在京熱情會見美國企業界、民間團體和前政要等。這些走動大多數是自疫情以來的首次綫下活動，促成了兩國官方定期對話的恢復，也帶動了民間交往的活力。作為此輪互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對巴厘島元首會晤共識的落實，兩國建立了新的機制，包括財政部門間“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開闢了新的溝通渠道，即成立中美商務工作組、啓動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機制、舉行保護商業秘密專家磋商；并在近期舉行亞太事務磋商、海洋事務磋商、外交政策磋商。各層級交流起步，內容涉及中美關係、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及亞太地區形勢，議題逐漸具體、深入，激發了國際社會對中美關係“回暖”的期待。
第二，合作可期。對美國而言，“接觸”作為一種對華政策範式已經失敗和結束了，但作為溝通手段和互動方式仍是現實需要。拜登政府在鎖定對華競爭的同時，保留了選擇性合作的要素，以此凸顯“負責任地管理對華競爭”。這與共和黨保守派主張對華競爭就意味著不接觸、不對話有很大不同。拜登執政一年時，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詞就從“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①變為“投資、結盟、競爭”三點論②，去掉了“對抗”的字眼。2022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雙軌合作”模式，其中一條軌道是指美國與所有國家（包括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進行建設性合作以應對共同挑戰；共同挑戰則包括“氣候變化、流行病和經濟動蕩等”。對中國而言，這類問題公益性強，攸關國際社會福祉，是一個大國理所當然的關注。全球氣候治理也是中美構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關係的重要內容。截至2023年7月，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與克里已會面53次，雙方保持氣候對話與合作，釋放出兩國嚴肅應對人類共同威脅的信號。
第三，分歧可控。拜登政府認定中國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是美國全球影響力的主要挑戰；同時表示要“負責任地管理兩國之間的競爭”，反復稱要為中美關係建立“護欄”和“築底”。這反映出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聚焦於分歧、爭端和危機，把中國作為對手甚至敵手的成分上升。對美方而言，“管理競爭”或管控分歧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有戰略意圖：一是為了防範危機升級失控，打造對華競爭的終極保障；二是降低中方的威脅感知，誘導中方做出符合美國偏好的政策選擇，限制對美反制能力；三是緩解其他國家對中美競爭、對抗和衝突的擔憂，爭取他們的配合與支持。拜登政府一再作出“四不一無意”“五不四無意”等口頭承諾，可歸入“管理競爭”的一面。③沙利文提出美國對華經濟政策是“去風險”和多元化，而不是“脫鈎”，是把原先針對中國的話術，改變為針對中國所處環境的話術，有意減少對抗色彩，也屬於“管理競爭”。這與中方希望通過管控分歧來穩定中美關係，并在此基礎上改善關係的目的有本質區別。
第四，矛盾難解。美方通過調整策略，使用“談打結合”“軟硬兼施”、言行不一的辦法來推進對華競爭和控制競爭烈度，其對華競爭的戰略底色沒有改變。尤其是美方始終推進對華科技“脫鈎”、干涉內政、戰略圍堵，導致中美關係的癥結問題突出，矛盾難以解決。一是美國對華科技戰不斷升級。美方以“國家安全”為由，模糊“軍民兩用”界限，加碼對華制裁和出口管制，瞄準高科技、投資、關鍵產業鏈供應鏈等，打壓中方優勢產能，為中國科技發展“限高”。據美商務部數據，截至2023年5月31日，被列入各類清單的中國實體有近700家，其中超過200家是拜登政府時期新增。2022年，中國出口許可證的申請數量同比下降26.2%，平均申請時間由2021年的76天增加至90天，遠超其他國家43天的平均用時。④
二是美國涉台政策發生倒退。美方打“台灣牌”的意圖很多，包括以台灣為地緣政治制華的橋頭堡、“民主化”戰略的盟友、“芯片聯盟”的產業基地以及利用在台海生戰生亂、鋪設中國崛起道路上的“陷阱”。這決定了美方將長期在台灣問題上對中方進行挑釁和戰略消耗。行動上，加強對台軍售和供應鏈聯繫，提升官方待遇，給予外交支持，弱化對所謂“台灣主權”和“協防台灣”的“戰略模糊”，不斷掏空一中原則。話語上，篡改對台灣問題的叙事，布林肯公開說“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政”，學界炮製“和平統一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虛假叙事，一再突破中美關係“紅綫”。7月，衆議院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挑戰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中的涉台內容。種種言行暴露出美方利用台灣問題“綁架”中國發展步伐的危險苗頭。
三是舉全盟之力合縱制華。美國把應對“中國威脅”作為組織美國外交的主綫，幾乎全部重點都在動員其盟友和夥伴上，通過打造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政治安全聯盟、以供應鏈產業鏈“去中國化”為導向的經貿科技聯盟、以“民主”“人權”價值觀為訴求的意識形態聯盟，欲使中國成為一座安全、高科技和民主“孤島”。價值理念上，美國為“小院高墻”“友岸外包”、“去風險”、供應鏈重組等“幫規”賦予安全內涵，并將之注入聯盟戰略中。地緣政治上，美國在菲律賓增設四個面向台海和南海的軍事基地，推動日韓向著歷史性和解邁步并拉攏其加入排華陣營，升級與印度防務關係以及與越南的“戰略夥伴關係”。一系列行動表明，美國以針對中國為目標，加快武裝和割裂亞太地區，中美矛盾激化的風險仍大。
二、中美互動升溫的動因
自從美國對華政策轉向以來，中國頂住了美方的攻勢，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帶動中美互動底綫逐漸清晰，交往方式更加穩定。拜登政府面臨複雜、深刻的內外矛盾和挑戰，沒有準備好與中國全面對抗，因而在思考長遠之計。在中美關係階段性穩定現象的背後，各方都在為應對下一輪中美博弈升級而布局，準備迎接更複雜的新情況。
（一）拜登政府調整對華策略
當前美國大戰略辯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應當優先投入多少人力、財力、時間等資源用於對華競爭？“競贏中國”是否應當優先於所有其他議題，例如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移民潮、中東熱點等，還是說衹是諸多議題中的一個？美國思想界對此沒有共識，⑤政界也出現不同主張。⑥究其原因，在於美國沒能準確衡量“中國威脅”的大小，也未厘清對華競爭戰略的性質、目標、內容、邊界等，⑦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引起國內外質疑和擔憂。
從美國國內看，對華競爭反噬自身利益。以經貿科技領域為例，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促進芯片製造回流等舉措扭曲了全球產業鏈生態，不僅導致美國技術部門巨大虧損，還對相關鏈條上的其他環節造成損害，它們實際上難以割捨龐大的中國市場。長此以往，最終可能是美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份額的降低。這也是為什麼英特爾、英偉達、高通公司等芯片企業大力游說美國政府，敦促其重新考慮相關政策。⑧從國際看，美國的產業政策造成外交成本。歐盟、日本、韓國等的汽車業、半導體行業、綠色能源及技術受到美國相關政策的衝擊，引發彼此競爭，但補貼競賽可能會拖垮盟伴國家那些自身競爭力不足的產業。相關國家已對美表達不滿，美方協調聯盟的成本明顯上升，不得不適度放鬆在對華政策上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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