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甚麼說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就是不要讓香港突然一下子走得太辛苦。不願意漸進，也就難以達到最終的目的。既然大家都是同意以普選為最終目的，應當在這個前提下找尋有一個最佳的妥協；如果無法妥協，而只是糾纏於方案“我對你錯”，這樣肯定就沒法有進步了。
完善政制需要符合法律程式追求不能太不現實
劉迺強：現在的爭拗有三個焦點，一個就是必須在2012年實行雙普選。
梁愛詩：這個要求違反人大常委會決議的。也就是說，人大常委會把主要修改方案的條件說清楚，只要按這些條件便會批准，但我們偏偏堅持不接受，那這不是擺明了要在人大常委會那自找否定嗎？
劉迺強：另一個訴求焦點是，要普選路線圖，即最終的普選是怎麼樣的；第三個訴求就比較清晰一些，就是民主黨的訴求，他們說希望中央保證2020年所有的功能議席都予取消。您對這兩個訴求觀點怎麼看？
梁愛詩：第一，關於功能組別我是同意要討論的，但是不可以作為2012年選舉的先決條件，因為可以算一下時間：2012年的選舉辦法，大概需要最少半年諮詢的時間，希望能達成共識，再送去到人大常委員會批准，使能在2011年就具體辨法進行立法，立法會認真討論草案，差不多一年時間才能成熟，而目前剩下時間已是相當緊迫。
其實大家都知道功能組別的問題，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討論。我們可以先行討論2012方案，另一方面可討論功能組別的去留，向政府提交建議。大家都知道這個討論並不簡單，並不是說功能組別一取消，就可以普選。而且，功能組別是不是真的無法做到普及和平等呢？
我並不是說功能組別一定要保留，這個問題在社會上需要認真研究和討論。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2012年不實行普選，原因是社會上多數人未有共識可以在2012年實行普選，對功能組制的存癈也未有充分討論。現時功能組別雖然未能令全部選民都有權投票，但是已經將功能組別的選民覆蓋到200多萬。還有些只別，例如管理階層，也可發展成一功能組別。那麼經過一定調整，就可以使功能組別制度變為普及而平等。當然，任何政制的設計，都要經過社會調研，要研究每個組別的代表性、投票傾向的分析，市民訴求等等。
第二，有的人說功能組別的議員只是顧及自己的利益，這個說法很奇怪，因為每個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只有60位議員中的一票而已，不管他對業只如何偏重，如果他的建議不是對香港有利的話，其他只別議員未必會支持，因此這個講法不成立。有的還說，功能組別的議員有的常常不出席立法會會議，但是有的直選議員的出席率也同樣地低。
總之我就覺得，關於功能組別的討論，並不只是投票說它應該保留或是應該被取消這麼簡單，要更詳細地討論，而至今未有認真地進行。這次的諮詢文件也提到，有關功能組別的意見會收集之後作為日後的考慮的。
劉迺強：所以那個“路線圖”，其實是我們自己談出來的，而不是中央要給的……
梁愛詩：是啊，這十年香港的變化已經很大，從現在到2020年變化同樣會很大，那麼，今時今日便規定2020年的選舉辦法是如何，行得通嗎？我覺得是有困難，況且許多問題未有討論清楚。
劉迺強：所以，現在要求2020年全部取消功能只別或是全部議員怎麼樣怎麼樣，顯得有些不是很現實……
梁愛詩：是，不太現實。
“五區總辭”作秀成分大於實際意義
劉迺強：現在民主派就是說，做不到，我就五區總辭，看起來社民連是義無反顧，公民黨也開了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支持五區總辭，看起來這個所謂請辭是勢在必行了，您對於這個總辭或者請辭的看法是甚麼呢？
梁愛詩：我覺得普遍的市民都是不支持他們這樣做的。其實他們既然是五區選舉出來的，如果重選進立法會，證明不了甚麼；如果他們得不到選民支持而輸掉，就說明他們做得不好，證明市民對他們不滿了。
第二，如果重選上又如何，他們還要面對選舉的問題呢？難道未有普選，便一直辭職下去嗎？所以，我認為，此舉作秀成分大於其實際意義。與其有精力做出這樣的行為，為甚麼大家不坐下來好好談一下這個方案怎麼去改善呢？
劉迺強：他們認為五區總辭的方式可以達到某種所謂“公投”的效果，您覺得公投這種方式在香港有甚麼法律地位呢？
梁愛詩：香港的憲制根本都沒有所謂“公投”這種機制，我們的政治體制是由《基本法》所規定，並沒有規定以五區的選民來代表所有香港市民的意見，沒有法律基礎。我覺得他們應該要詳細考慮一下這個做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梁愛詩小檔案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律師、香港國際公証人及中國委託公証人。1968年取得律師資格開始執業，又於1988年獲得香港大學法律系碩士學位，專注於中國貿易及公共法業務。1997年7月1日，梁律師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2005年10月退休。她於2006年12月開始重返前律師事務所執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月號，總第14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