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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Mundell為台灣經濟把脈。 |
中評社訊╱題：全球政經發展趨勢與台灣的選擇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本刊學術顧問
作者由兩個特殊視野來探討包括中國在內的未來世界大局勢，再從這個大環境角度來揣測台灣在自我考慮之下的最理智之選擇。第一個特殊出發點（視野），是不把中國目前的興起看作（第一次的）“崛起”，而是它自十九世紀以來由於內外原因曾一度沒落後的再次興起，故曰“再起”。另外一個特殊出發點，是將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格局定位為地緣經濟時代。在這個地緣經濟時代中，不但國際關係“權勢均衡”之玩法大有不同，而且國家權勢實力（power）的定義也截然與以前不一樣。中國由於近三十年來經濟持續突飛猛進而帶來的國運再興，在這地緣經濟時代中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分量。這一切對於台灣之衝擊，令其必須在因應上作出極理智的選擇。
二十一世紀國際格局的梗概
要深入了解中國再起之意義，非先對二十一世紀的格局有基本的認識不可。深入淺出地說，二十一世紀在戰略思想與外交運用上是一個地緣經濟將超越 （但非代替）地緣政治的時代。也就是說，對一個國家的利益而言，經濟安全幾乎要超越軍事安全 （即傳統的國防）之考慮。在冷戰結束後不到二十年的當今，很多國家尚處在摸索如何權衡這二者間的比重、以及處理這二者間的矛盾關係的過程之中。美國的外交即顯示有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反映了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兩種不同的牽引力與需求，故常在政策上有舉棋不定甚至彼此矛盾的做法。譬如美國在對中國興起的反應，時而有“中國威脅”之說，另又有中國是“利益相關者”的論點。說穿了，就是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不同角度，來衡量中國之再起所得到的兩個不同的結論。
回顧1990年代末期以來，對於即將到臨的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格局有很多揣測。其中最具權威性的理論，認為雖然冷戰已自1990年結束，但參考素來歷史上國際關係發展的規律，世界在二十一世紀將再度出現一個新的“兩極”對局。對此主張，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美國國防大學賓念迪吉克（Hans Binnendijk）教授。他把遠自1713到1990年間的國際關係，劃分為五個期段。發現在這每一個期段中，均呈現了一個相同的趨勢。即在每個期段開始時，都會有一個多花爭妍、群雄並起的短暫時期 （通常在開始會由一個“獨霸”率領）；逐漸就會有“兩極”的出現。他認為從冷戰結束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是國際關係上的第六個期段。在這個期段中，也不例外。他並大膽預測這未來“兩極”的一邊將是美國、歐盟、日本的集團，另外一邊是由俄羅斯、中國、以及“流氓”國家組成的反對集團。
賓氏的意見發表在1999年。迄今只不過八年，反觀實際情況之發展，已顯示他的推斷不可能兌現。非但俄羅斯與中國沒有和“流氓國家”同組成一個集團，而且美國歷來的歐洲盟邦 （除英國以外）， 因美國堅持單邊主義而與之疏遠 （當然美日的聯盟猶在），反而與亞洲國家關係越來越密切 （見下）。賓氏的失誤是由於他僅從傳統的地緣政治眼光，來推測二十一世紀。殊不知冷戰結束後，世界金融市場“全球化”（甚至於在很多國家造成了熱錢進出自如的“賭場效應”）；再加世界貿易組織 （WTO）之運作，已造成了地緣經濟成分日益深重，達史無前例的局面。如由地緣經濟眼光觀之，今日之天下可說是鼎足三分已牢不可破的局面。回歸到“兩極”的可能已可知是微乎極微的了。
所謂今日地緣經濟的鼎足三分，即指天下有三個超級經濟圈的共存與彼此予取予求：第一個，是那含有二十五個國家一體化的歐盟經濟體；第二，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 （含加拿大、美國與墨西哥）；第三，是太亞地區 （即東亞和東南亞）。雖然擁有16個國家在內的亞洲自由貿易區仍在醞釀中，但它將建築在現存的基礎上。譬如包括有十個會員國的《東南亞協約組織》（ASEAN），簡稱東協組織 （一譯東盟）；再加已於2004年開始的《東協加一》 （即東協十國加中國垀組成的自由貿易區），另還有籌劃中的“東協加三”（即東協加中國、韓國、日本的自由貿易區）。而所謂 16 國的《亞洲自由貿易區》，即東協十國加三、再加三 （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這個龐大經濟組合的動力，是來自沒有邀請美國參加的兩屆《東亞高峰會》的決定。故其特色乃在沒有美國參加而純屬亞洲的一個地緣經濟集團。這個集團之產生，將預告現存含有美國在內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之衰落。此即地緣經濟三分天下之梗概。
地緣經濟時代國際權勢均衡的特色
地緣經濟時代的來臨，在國際關係上造成兩項極具戰略性的改變：第一，在國際上一個國家有多少權力 （power）的定義，不如地緣政治時代那樣決定於它有多少軍隊與軍備，而更須照顧到以下幾個構成因素：（1）人力與科技資源的自足程度；（2）可供輸出的資本；（3）生產現代產品的有效能力；（4）內銷市場有多大；（5）在全球經濟決策上能起得多少影響；（6）其動員全國經濟資源以捍衛國家利益之決心與效率如何 （註一）。
第二個改變，顯現在國際上權勢均衡 （balance of power）運作方式之不同。國際社會既無世界政府，每個國家必須靠權勢均衡以對付外來威脅並捍衛自身利益，是自十七世紀有現代國際社會以來恆古常新的定律。在地緣政治時代，權勢均衡的做法是聯絡其他受到共同威脅的各個國家（稱“與國”），組成有形無形的聯盟，以抗衡那對自己和“與國”造成威脅的強權（即佔優勢的強大國家或聯盟）。但在地緣經濟時代，權勢均衡的游戲，卻是以經濟集團來克制另一龐大的經濟集團。我這裡用“克制”，不用“抗衡”，是因為地緣經濟的競爭，不是零和游戲。集團間有互通、亦有均衡之雙重作用。
我們須注意：現存的亞太經濟合作體 （APEC）、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均是在1989年後以及1990年代初成立；甚至於仍待完成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首先發起磋商的日子也是在1980年代末期。這些發生的時間決非偶然。此中的答案蘊藏了地緣經濟時代權力均衡神通的例證。因為在1986年歐洲共同體 （EC）通過了一項“歐洲一體化決議案”（SEA），宣佈歐洲共同體的現有12個成員國家（以後再加三國，變為15國）將於1992年開始全部一體化。消息傳來，全球震驚。首先感到威脅的是極為敏銳的澳大利亞總理霍客（Bob Hawke）。因為，一旦歐洲一體化以後，澳洲的羊毛與其他輸至英國的輸出貨物，就不再能享受到以前大不列顛協約國（British Commonwealth）對所有成員的優惠關稅。所以他立刻提出亞太地區須作適當反應的創見。美國因亦感到威脅，乃立即附和與支持。遂有亞太經濟合作體（APEC）的成立，時在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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