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都沒有再統一的約束。他們同意可以“統一”，但這不是基於憲法約束，而是人民自決，因此他們也認為人民有“獨立”的權利，“民主”是決定是否統一的唯一標準。換言之，“分解理論”與“分割理論”對於統一可以接受的前提是“先獨後統”，而且“統一不是唯一選擇”。
談到這裡，或許各位讀者已經感到混亂，心裡在想，怎麼這麼複雜。我也沒有辦法，政治就是如此，“論述”往往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服務，“理論”也經常是政權的工具。北京目前的政治權力遠大於台北，因此，自然會以“同一性理論”來處理定位，但是台灣在定位問題上卻是基於環境或領導人的認知而改變。
灣對於自我定位立場的轉變
為了顧及到政權的正當性，1949年到台灣來以後，台北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堅持以“內戰理論”與“完全同一性理論”只定與北京與中國的關係，視中共為“共匪”，堅信“光復大陸”；對內拒絕國會全面改選以延續法統的正當性，對外以聯合國席位確保做為中國合法代表的象徵。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國際上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同一性理論”時，台北方面仍不願放棄“一個中國”原則。其理由在於，如果國民黨放棄一個中國，內部必須立刻全面改選，重新制憲，將失去既有政權的正當性。1987年蔣經國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有必要調整對中國大陸的定位，1987年廢除動員戡亂條款，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等於台灣單方面認為內戰結束；在定位上，等於已從“完全同一理論”轉向為“國家核心理論”。
1988年李登輝繼任，發展出兩條論述路線，一為直接、一為間接；前者為明、後者為暗。在明的方面，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力，與非主流取得妥協，制訂國統綱領，發表“一個中國的意涵”，重申“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但也承認中共在大陸的治權，成立國統會，宣示不改變統一路線，延續蔣經國對於兩岸與中國關係的定位，明確放棄“同一性理論”中的“完全同一性理論”，改持“同一性理論”中的“國家核心理論”。但是在暗的方面，先是從1993年起積極推動進入聯合國，1994年4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專訪表達其潛藏的台獨傾向。同年陸委會公佈的“台海關係說明書”中，放棄了“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國家核心理論”，而認為中國只是個“歷史、文化、地理、血緣”上的概念。李登輝再經由多次修憲，促使“總統”直選。隨著1996年“總統”的直選，台灣已從“民主”的角度為“分割理論”建立基礎。“兩國論”從此從政治學的理論中找到了立論基礎。
李登輝雖然在法律上沒有放棄統一，他對外也稱，他主張過一百多次的統一，但是，他的統一是“先獨後統”的統一、“統一是選項之一”的統一、與“人民自決”下的統一，其實已經與“同一性理論”的憲法統一約束完全不同。1999年李登輝提出了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主張，在他來看，所謂“特殊”是指兩岸有歷史、文化、地理、血緣上的關係，因此稱之為“特殊國與國”；但是由於他已經放棄了“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同一性理論”論述，李登輝所謂的“特殊的”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在法律意涵上，就是一般的“國與國”的關係，屬於一種國際法上的外國關係。李登輝至此已經完全走向“分割理論”。
離開權位，李登輝擁抱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建國的深綠台聯，往“分解理論”靠攏。接替李登輝的陳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邊一國”，算是徹底地揮別“分割理論”，主張兩岸關係是“一中一台”。在他任內最後一年，2007年，他以“總統”的身份對自己宣示效忠的對象，用輕蔑的口氣說，中華民國是個甚麼“碗糕”？他從此徹頭徹尾地走向激進的“分解理論”。
政治立場如此，憲法又是如何呢？即使李登輝與陳水扁都是“一中一台”的支持者，但是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以“同一性理論”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李登輝在其任內推動一系列的修憲工程，但是卻不敢碰觸最核心的主權歸屬問題。陳水扁在其任內決定挑戰這個禁忌，但是不敢用明的直接手法，而是用暗的間接策略。2005年台灣舉行任務型國代選舉，如果通過，將廢除國民大會，即未來的任何修憲不再經由國民大會，而是由人民直接公投決定。換言之，通過後如果有再一次的修憲，不論內容為何，均係由台灣全民直接決定，與經由代表全中國的國大代表投票在憲法意義上完全不同，因此“修憲”也可以將其做政治性解釋為“制憲”。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如果2005年的修憲通過，“法理台獨”即將入憲。為了不讓“法理台獨”入憲，一些關心兩岸前途的朋友共組“張亞中等150人聯盟”參與任務型國代選舉，以圖力挽狂瀾；但是在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主張修憲的強大勢力下，最後只得功敗垂成，並使我們欠下千餘萬元的龐大債務，迄今還在努力還債。
2005年修憲通過，廢除國民大會以後，台灣在國家定位上已經正式地向“分割理論”或“分解理論”滑動。如果再一次全民修（制）憲公投，在法理上台灣就完全走向“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也是為甚麼筆者長期主張，即使台灣未來要修憲，必須在兩岸和平協定簽署後，方宜進行，否則會使兩岸關係平添不穩定的變數。
馬英九於2008年執政以後，在國家定位上，腳步有些零亂。在現實的政治操作上，雖然對外宣稱“不獨”（堅守國家核心理論），但是也表明“不統”（離開國家核心理論）。雖然不走民進黨的“台獨路線”，卻繼續延續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灣主體論述路線”，讓“分解理論”與“分割理論”仍有機會成為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卻是在法律層面重新回到“國家核心理論”的論述，引用憲法，發表兩岸為地區與地區關係（即兩岸為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內的兩個地區：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兩區論”（即台澎金馬為中華民國的核心地區，大陸地區為非核心地區）。
在面對中國大陸時，馬英九又接收“分割理論”中的部分精神，主張“一中各表、擱置爭議”；換言之，在承認北京政府在中國大陸享有治權以外，也不否認北京政府擁有在中國大陸的主權。對於未來，馬英九認為台灣的前途由台灣地區2300萬人共同決定，也就是說，馬英九接受“人民自決”，而不是“憲法約束”，並不認為統一是唯一的選項。當選以來，馬英九及其團隊，不再提國統綱領或國統會，從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已偏離了“同一性理論”，不再視統一為憲法約束的唯一選項。
整體來說，馬英九與當政時的李登輝都是在“同一性理論”中的“國家核心理論”與“分割理論”中搖擺，差別在於馬英九在法律上堅持前者，但是在政治實務面傾向後者。李登輝本質上是個“分割理論”或“分解理論”的信仰者，但是為了政治目的，用“國家核心理論”做偽裝。至於陳水扁，連偽裝都免了，是個從“分割理論”走向“分解理論”的台獨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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