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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危機，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必要內容。 |
中評社╱題：管理中美關係中的危機 作者：趙景芳（北京），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當今時代，世界政治和經濟正在經歷巨大權力轉移，突出體現在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這一背景下，中美關係變得日益敏感而複雜。中美關係性質的悄然變化，不僅決定兩國關係的長期發展，而且將對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繁榮和穩定帶來重大影響。當前，中美學者之間存在一種共識，即從中短期看，在兩國關係的光譜中，中美既不會完全和諧相處，也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二者關係可能長期維持一種競爭、合作及對抗相交織的複雜關係，突出表現為針對中國的各種危機事件的反復發生。本文的目的是辨析危機管理的本質，瞭解中美危機發展演變的特點，探尋中美關係危機管理的基本原則，為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和實現互利共贏提供一些思考。
危機管理：內涵與實質
國際危機管理的系統研究肇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此次危機使世界一度處於核戰爭的邊緣，通過這場危機，世界學界清楚認識到危機管理對於避免世界大戰的重要意義。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曾斷言，“戰略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將是危機管理。”
基於西方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國際危機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危機是和平與戰爭的過渡狀態，是國家間衝突的一種特有表現形式，可稱為一種准戰爭狀態；（2）危機如同戰爭一樣，本質上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3）如果對危機施加有效管理，危機可以發揮正能量，轉化為促進國家間關係發展的機遇。在漢語中，危機包括危險與機遇兩部分內容。邱吉爾也指出，“成功地應對困難意味著抓住了機遇。”根據不同的標準，危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就本文而言，主要有三種危機：一是偶發性危機，二是結構性危機，三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危機。
當前，在西方國際關係學界中，對危機管理的認識主要有三大學派。第一種學派認為，危機管理就是要和平解決衝突。在他們看來，危機是一種不正常的事件，需要儘快平息。危機是真正的麻煩和敵人，成功的危機管理在於避免戰爭，即危機一旦發生，要努力控制形勢和抑制衝突。第二種學派認為，危機管理是一種在利益衝突中確保己方意志壓倒對方的藝術。危機管理的目標是為了迫使敵人讓步，實現己方利益。危機並不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事情，反而是擴大利益機會。成功的危機管理是迫使對手做出最大讓步，而自己的讓步則最小。可見，這一學派認為危機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態勢，危機方在管控危機上不存在共同利益。第三種學派則採取中間路線，認為危機管理是一種危機各方試圖儘量獲取利益但同時將戰爭的風險和危險控制在雙方面可忍受的限度內的衝突過程。該學派認為，危機管理的目標是在使用武力之外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目標。強調危機當中雙方不僅是為了獲取各自目標，同時也重視減緩危機和避免災難。
通過考察三種學派，筆者認為危機管理本質上是戰略管理，服從服務於實現己方利益及其最大化的目標。一般而言，無論危機管理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還是導向戰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利益攸關度和（或）力量對比的情況。如果涉及的一方或雙方利益十分重大和（或）雙方實力差距較大，危機結果很可能是軍事衝突或戰爭；如果涉及一方或雙方利益的攸關度較低和（或）雙方實力對比相近，危機往往會以和平方式解決。總之，危機管理是在國家大戰略指導下充分利用戰爭邊緣策略，根據自身實力與對手進行利益博弈的一種科學和藝術。
中美關係危機性質的變革
回顧60多年來中美之間發生的危機，我們會清晰看到這些危機在三個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性質。中美關係危機性質的這種變化與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動密切相關。
第一階段:1949-1972。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危機主要發生在美蘇兩大陣營激烈對抗的背景下，主要事件包括朝鮮戰爭、1954年和1958年兩次台海危機、越南戰爭等。這些危機雖屬於結構性危機，但主要反映的是美蘇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從1972年至1989年，中美站到一邊共同反對蘇聯霸權，這一時期中美屬於准同盟性質，沒有發生過重大危機。
第二階段:1989-2010。冷戰結束後的前20年時間裡，中美關係危機主要以偶發性危機的危害為大。這一時期，隨著蘇聯解體，美國也跌跌撞撞從冷戰中走出，成為世界上唯一霸權國家。由於共同敵人的消失，中美准同盟關係趨於瓦解，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開始凸顯。以1989年為起點，中美關係中的危機不斷、此起彼伏，如1995-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炸館事件、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以及美屢次售台武器和總統會見達賴等。
第三階段：2010年至今。小布什政府發動的持續十年的反恐戰爭，不僅使美國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而且還使美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這一時期，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形成鮮明對比，於是隨著奧巴馬政府上台，美國國內一時驚呼，反恐戰爭使美國失去了外交政策的焦點，現在到了抓緊遏制中國的時候了。特別是自2009年7月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太”以來，中國周邊發生了一系列危機，如“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中日撞船事件、日本“購島”事件等。儘管這些危機沒有直接牽扯到美國，但這些危機的擴散被廣泛認為是美國作為背後推手的重要作用，這反映了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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