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千人大會
親耳聽著、親眼看著劉主席報告中說到大躍進的錯誤觀點是三個指頭（毛此前只承認一個指頭）、向中央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不是錯誤，並且至少在心底裡極不情願地向這次開到縣委的五級幹部會議公開承認在大躍進中的錯誤，這真是一次公開的尷尬。
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線觀（即把黨內路線區分為毛澤東正確路線、左傾路線和右傾路線）力排衆議、旗幟鮮明地維護了毛澤東的權威，毛完全可以把這次退居二線後簡直就是任人擺布的認錯大會看成是自己的“滑鐵盧”。
七千人大會前後數年裡對一線主持者（主要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終於在未來的一天發洩了出來。尷尬之後的等待終於迎來了一個合適的時機。關於四清運動的分歧在毛劉之間公開爆發後，毛澤東開始準備在一個合適的機會裡解除與羽毛豐滿後的劉的二十來年的同盟關係。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如願以償。毛劉的決裂可以部分地比擬太平天國裡的洪楊決裂，不是楊秀清或劉少奇缺乏治國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澤東太不容人，實在和楊秀清與劉少奇在治國中確立了巨大的威望後不自覺地對看似虛位的“一把手”表現出的怠慢甚至無禮有關。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中有一百零四處說到毛澤東的名字而八大的報告中則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經發表過的《論*員的修養》在後來編輯《劉少奇選集》後劃去了毛澤東的名字，還有一些毛澤東認為很重要的會議不邀請他參加，這些都可以視為兩個主席失和的間接證據。從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來的同盟關係，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以劉少奇靠邊為標志而徹底結束。
文化大革命這項巨大工程中的一個微觀方面，就是毛澤東對分出一線二線後的大權旁落的全線收復。毛自己都承認了自己在經濟上的不够內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來也內行不到哪去的一線主管把他邊緣化的努力。劉鄧陶、彭羅陸楊等相繼落馬，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惡氣也終於可以出了----儘管代價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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