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
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准甚至不够標准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裡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准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册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麼？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裡，做官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的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回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進土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到父老面前轉一圈，所謂衣錦還鄉，為的就是顯一顯。劉邦做了皇帝後，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中專有一篇著名的《高祖還鄉》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著些不曾見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於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鬥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後面竄上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裡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卻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著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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