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間，毛澤東還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頂南放”的戰略防禦方針。“北頂南放”的軍事防禦設想是，從北面頂住美國聯合日本對中國發起的進攻，而放其從南面進入中國。這種方針實施的基礎在於中蘇關係尚未破裂，中蘇同盟尚且存在，中國的軍事防禦可以以蘇聯為依托。但毛澤東這時已認為蘇聯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托後，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因此提出:過去講過北頂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敵人可能從渤海來，從塘沽，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老路；二是敵人從青島來打到濟南，然後向北，向天津發展；三是敵人從連雲港打來，占領徐州、開封、鄭州、洛陽，從中間把我們南北打斷；四是從上海登陸，沿長江而上，占領南京、武漢，把南北切斷。頂要頂一下，也可能頂不住，完全放在頂得住的基礎上考慮是不行的，要放在頂不住上考慮。儘管毛澤東這種認識的著眼點還是美國對中國的進攻，但重要的變化在於，他已開始從軍事防禦戰略的角度關注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特別指出: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這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對蘇防衛作戰問題。
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談到與蘇聯還有領土問題的歷史舊帳沒算。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引起國際上，特別是蘇聯的重大反響。9月15日，赫魯曉夫在會見日本議員時聲稱，“蘇聯的邊界是神聖的，誰膽敢侵犯它，誰就會遭到來自蘇聯人民的毀滅性的打擊”。蘇聯的強硬態度
到1964年，毛澤東的決心也已下定，這就是將中國黨的鬥爭目標由在國際上反對和批判蘇聯修正主義轉向在國內發動政治革命，以保證中國的政治取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發動“文革”的一切準備和鋪墊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是選擇適當的時機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了。
進入1965年後，中蘇兩黨圍繞莫斯科3月會議和援越問題展開了新一輪衝突。前者，中蘇兩黨鬥爭的中心實際涉及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問題。以此次會議為分界線，中蘇國家關係分而未裂，十分脆弱；黨的關係只是藕斷絲連，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複信，拒絕蘇共中央關於參加蘇共23大的邀請，兩黨關係中斷。後者，則實際關係到誰能掌握對越南問題的主導權，以及誰是世界革命領袖的問題。中國不能容忍蘇聯控制對越南問題的發言權，所以在援越問題上排斥蘇聯，並且與蘇聯爭奪越南。雙方在聯合行動、援越物資從中國過境、斡旋越美和談等問題上矛盾衝突不斷。而勃列日涅夫執政後調整對越政策，改脫身為插手，加強援越，特別是武器援助，使得蘇越關係趨向緊密，蘇越結盟的前景使中國南部處於一種新的不安全的狀態中。
中蘇新一輪衝突，以及蘇聯向遠東增兵的情況，使得對蘇防禦問題愈益突出起來。而越戰升級後，中美通過信息溝通達成了雙方地面作戰部隊不越過17度線的默契。在毛澤東的考慮中，美國已經構不成對中國的主要威脅，更大的戰爭危險可能來自於北方的蘇聯。4-5月，中央軍委作戰會議重新規劃了中國的戰略戰役方向，“三北”地區第一次與東南沿海地區一起，成為主要的戰略防禦方向。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禦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了由南向北的轉移。對蘇防禦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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