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蘇蒙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中國邊界長約4500餘公里的蒙古國，事實上對中國華北、東北、西北三個方向構成了軍事威脅。從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經張家口到中國首都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560餘公里，蘇軍戰略軍團的當前任務縱深則可達700餘公里，完成當前任務的時限為10-14晝夜，而中蒙邊界地區地勢基本平緩，尤其便於蘇聯坦克機械化部隊的前進及展開。蘇聯部署在其國土縱深的洲際導彈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導彈可以攻擊中國全境；部署於遠東戰區的遠程航空兵如從中國“三北”方向入襲，作戰半徑可達長江一線。蘇聯海軍實力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明顯增長，四大艦隊中唯一不用於歐洲的太平洋艦隊特別突出，它可以從日本海直逼中國的黃海和東海，對中國大陸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蘇軍並頻繁舉行針對中國的進攻性軍事演習。儘管蘇聯海軍力量膨脹的主要目的在於抗衡美國，但同時也帶有從海上遏制中國的意圖。
這一情況與蘇聯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的現實相結合，使毛澤東進一步感受到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壓力。是年3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日共中央總書記宮本顯治時，於提到準備美國人從東海岸，上海、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打進來之後，著重談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占領北邊，美國占領南邊”。
這樣，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式開始時，中蘇兩國關係逐漸走向敵對，已經基本沒有緩和的可能，中國對中蘇邊界爭端的態度和對策也由謹慎和克制向軍事反擊與對峙轉化，中蘇邊界局勢逐漸趨向緊張。
此期的中情局報告對中蘇關係短期前景的預測基本是準確的，但也有些混亂，顯示出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報告一方面指出:中蘇關係似乎極有可能在近期內進一步惡化。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即爭執會突然爆發性地演變為一種新的和惡性的形式，即使在近期也是這樣。爭執中主要人物的情緒或許終將起更大的作用，一些突發性事件可能會激起更大的敵意，導致新形式的相互報複。一方面又認為“中蘇邊境事件可能會不斷增多，儘管其嚴重性或許不會增加”。這種行文的猶疑和矛盾，應該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有關，中國國內局勢的動亂給中蘇關係的走向注入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報告結論部分關於“儘管中蘇邊界上的嚴重軍事事件有可能發生，但雙方差不多都必然會設法避免戰爭”。“面對許多領域裡的國家利益的衝突，中蘇關係仍將十分脆弱。如果中國開始提升其民族的自負心理，就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在邊境上”的估計也是準確的。儘管中蘇關係持續惡化，但是兩國事實上都不願意發生一場真正的戰爭，也不願意率先邁出斷絕國家關係的步伐。
報告還展望了毛後時代中蘇關係改善的前景，認為:“北京的下一任領導集團可能會對改善關係有興趣。但是我們相信，任何中國的政權都不大可能為了這個目的而做出重大讓步。在中蘇爭執的基調被確定下來的過程中，毛的性格當然起了很大作用，赫魯曉夫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毛一旦退出舞台並由更靈活的領導集團接替，也不會治愈所有的創傷，不會化解根本的問題。中國領導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僅是毛——似乎真的感到他們在爭執中是受委屈的一方，是被欺騙的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任何可以預見將出現的北京領導集團都會保留對中國的民族獨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性——或許還有種族上的優越性——的強烈情感。在未來的許多年裡，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差異很可能仍舊是摩擦和不信任的根源”。“雖然我們認為中蘇關係可能最終會出現這樣的特點，即改善國家間關係和緩解尖銳的意識形態鬥爭，但是我們同時也估計，在黨的關係的層面幾乎不會出現合作，或不會出現積極的合作，而且會繼續存在一種難以克服的懷疑和互不信任的總體氣氛。面對國家利益在衆多領域裡的衝突，中蘇關係仍將是高度脆弱的。如果中國的實力開始促使它張揚民族威力，就會出現嚴重的麻煩，特別是在邊境地區。”這種評估，同樣基本合乎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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