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位師政委帶到了許司令家。飯桌上，一邊吃著炊事員拿他獵物做成的香噴噴的“油炸麻雀”，許司令一邊說：“批評你老油條有什麼了不起，我這個老油條比你老得多！”師政委釋懷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頓時煙消雲散。
1966年“文革”開始，部隊開始受到衝擊。1967年初，許司令曾多次給我打電話說：一定要頂住！在他還沒到大別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無錫，在二十七軍招待所，讓我彙報要塞區部隊的情況。
面對老首長，我先說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說的不解和困惑：
許司令，我怎麼也想不通，我們是共產黨員，怎麼現在的形勢卻越來越像封建歷朝歷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穩了江山，就要殺功臣的模樣呢？
許司令緊繃著臉，鼓起嘴，長吹了一口氣，算是回答。
我詳細如實地彙報了海島地委黨政幹部紛紛被打倒，被戴高帽子，遊街挨批鬥的情況。部隊文工團、衛校，日夜圍攻要塞區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不讓睡覺，要求我們解答問題。最嚴重的是，造反派長期包圍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們在坑道戰備值班，各守備區電話彙報情況，本來線路就不好，現在更要捂上一隻耳朵，才能勉強聽到一點飄忽不定的聲音……
“砰！”許司令突然怒目圓睜，拍案而起，炸雷般的聲音喝道：
“司令部怎麼能衝擊？他攻擊，你就開槍！鐵瑛，你的槍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幾個再說，打死一兩個，把事情鬧大了，周總理就會來處理了！問題就解決了！”我堅定地回答：“許司令，我明白！”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許司令指揮下打過仗，新中國成立後也在他領導下工作10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領會內含，只能意會，不可照本宣科。於是，回到部隊，許司令的這些話我根本沒向黨委傳達，更沒向下傳達，如果真的向下傳達，層層開槍還得了？我心裡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數是群眾，壞人是極少數，我們人民軍隊怎麼能向群眾開槍呢？要真向群眾開槍了，上面查下來，還不撤我的職？後來某省確實發生過開槍的事件，結果非常被動。
記得是1972年3月29日，我正在外島花鳥島上檢查部隊戰備，突然接到中央的電報，限我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馬龍3月31日務必趕到北京。當時海上風大浪高，南京軍區專門派軍艦連夜把我倆接到沈家門，我只回家拿了點東西就走，天已經大亮了，9點鐘飛機從寧波起飛，因為北京天氣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許司令給我們介紹了情況：林彪事件後，為解決浙江問題，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開了一週了，沒有什麼進展。許司令說：你們兩個去，有什麼就講，不用怕！要不行就找總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鏡，夾皮包，打起仗來一團糟’的人。我和馬龍一對眼神，會意地笑了，許司令指的是張春橋、王洪文。
我們3月31日晚終於趕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記得我一口氣講了40分鐘，馬龍也講了一二十分鐘。揭發了林彪及其追隨者分裂軍隊、分裂黨的一條又一條具體罪狀。等我們發完言，已經是夜裡12點了。周總理宣佈：“好，明天開小會。”我們起身要離開時，站在門口的周總理伸出兩隻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用力搖晃了一下，大聲地稱讚道：“鐵瑛同志，你真痛快！”接著又握著馬龍的手說：“你也痛快！”
幾天後，周總理就在會議上宣佈了中央決定，調我去浙江省委當第二書記。周總理與我握手時，我不無擔心地說：總理，參加革命後，我一直在部隊工作，只在抗戰時期兼過一段縣委書記，我對地方工作不太熟悉。總理卻說：沒有辦法，在幹中學吧！許司令卻個別跟我說：譚啟龍是個老紅軍，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學習，搞好團結。
後來，為了解決浙江問題，許司令也到杭州講過話，鼓勵各派團結起來抓革命，促生產。這便是“批林批孔”中，說我是林彪線上的人，是許世友的紅人的證據。
真的，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後一次見許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幾天。記得那次從來不會給領導送禮的我，特意自己掏錢，從杭州飯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點心，那天，我和張明一起走進了南京軍區總院許司令的病房。臉色發黑髮黃的他，看我們進來走到床邊，只輕輕說了兩個字：坐吧！我問：好一些吧？一向說實話的他，沒有接茬。許司令夫人田普迎過來說：鐵瑛同志，帶什麼東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較重，也不大能說話。然後把我們讓到旁邊，輕聲介紹了病情。
臨走前，我說：許司令，您休息吧，好好養病吧！
許司令睜開眼看看我，就算告別了。
不曾想到，這一別，竟成永別！
爸爸最後還感慨了一句：許司令要少喝點酒該多好！
而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鐵姑娘”的我，正在為寫陳毅的傳記奔忙在全國各地採訪，等我知道許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經安睡在遠方他老家父母的身邊了。我仿佛能看到他為父母如願盡一份孝心後的安詳微笑是那麼甜。而他老人家對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與“鐵姑娘”的兩次長談，全部珍藏在我的心靈最深處，永葆清新！（作者：鐵竹偉；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