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醞釀中紀委領導班子入選時，不少老同志對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書記人選有不同意見，認為他對自己要求不嚴格。“文革”前，毛澤東甚至在一份有關他的調查報告上作過嚴厲批評，為此還把他從某個工業部部長的崗位上拿下來，下放到東北一個大型企業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結束後，老同志們仍常能聽到對此人的此類反映。因此，了解情況的老同志們堅持認為，該同志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
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擔任這個職務，到地方工作。
實際上，父親、陶鑄與該同志在延安時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感情十分要好，還戲稱為“桃園三結義”。然而，黨的組織工作豈能攙雜私人感情，為此，父親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組織的意見向老革命家匯報。
父親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即對負責組織工作的領導說：“所有幹部的調動和提拔，都由中組部調查、審核，提出建議後不要報我，直接拿到書記處會上討論。”父親言行一致。從1977年12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到1987年1月辭去總書記的九年多時間裡，他沒有私自提拔或調動過任何一名幹部。
1986年，政治體制改革再次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鄧小平在6月間指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為了實現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父親十分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強調健全法制，保證多數人的民主，並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急忙上馬不行。於是，便集中力量搞一個能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
為了端正黨風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裡，家長製作風在黨內陋習難改，“以人治國”、“以言代法”，遺患甚多，為害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同時，父親著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以法治國”，並十分贊同在新修訂的黨章中寫上：黨的組織和黨員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父親認為，端正黨風不僅是黨員幹部的事，黨員幹部的子女也應為之努力。然而，一些幹部子女利用父母職務的方便，不法經商牟利，在群眾中引起了越來越大和極其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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