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新疆：屯田三利
乾隆帝曾為新疆屯田作了一首詩，詩中寫道：
漢代嘉充國，屯田充便始；
爾時實邊防，多有戒心矣。
今日亦屯田，事乃異乎彼；
西域平定後，疆辟二萬里。
地即無爭戰，土復甚豐美；
雪山引溝渠，水旱均足恃。
督臣欲招墾，條奏其事體；
甘肅地即瘠，新疆利堪指。《清高宗禦制詩四集》，卷3，《陜甘總督文綬奏新疆屯田詩以志事》。
這幾句詩，乾隆既說明清朝在新疆屯田與漢代從軍事目的出發有不同，又提出在新疆屯田的方法和條件。的確，新疆北部屯田，清代也以解決軍糧始，進而才大興民屯，成為開發邊疆的事業。總的來看，新疆屯田有三利：
首先，軍糧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新疆的地理位置，由東北而西南，先後與喀爾喀蒙古、甘肅、青海和西藏為鄰。這些地方，除甘肅之外，均為少數民族居住區，農業比重很小。甘肅地方，多年供應清軍，民力極其疲憊，平定準噶爾，該省人民雖除掉挽運之勞，而其本身糧食不能自給。清政府若從外省調撥糧食，須經河西走廊運送，路程幾近上萬里。那時新疆地區路程，從北疆巴裡坤到南疆葉爾羌就有六千里。清政府即使財物充足，客觀條件也不允許，乾隆深知新疆駐軍糧食必須自力更生，唯有大興屯田。那時的情況，可以說先種糧食後駐兵，或者說有多少糧食決定駐多少兵，所以，乾隆希望生產糧食愈多愈好，反對減少種地畝數。三十五年（1770年），伊犁將軍伊勒圖因當地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奏請停止由內地派往伊犁屯田士兵，結果被乾隆大加斥責。乾隆明確說：“新疆地方，開墾地畝以備積谷，甚屬緊要。積谷雖多，不患無用，且多墾土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費用亦屬無幾。今伊勒圖如此奏請甚屬煩瑣，伊從前不致如此糊塗！”《清高宗實錄》，卷873，14頁。乾隆鼓勵屯田多多益善，才促使天山北部屯田星羅棋佈、四處開花。從東部的巴裡坤到西邊的伊犁，北至塔爾巴哈臺，南抵庫爾喀喇烏蘇，從綠旗兵到維吾爾農民、漢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墾荒的熱潮中。結果北疆的糧食生產不僅大大滿足清軍設防之需，而且開始外調。三十七年，陜甘總督文綬因為新疆糧食充裕，商販稀少，提出在烏魯木齊、巴裡坤、哈密等地區准許商民報監捐糧，就是向清政府交納一定數量糧食獲得監生資格。文綬計劃於烏魯木齊、巴裡坤、哈密三地，各收監糧十萬石；濟木薩、奇臺、穆壘、昌吉等處，各收監糧五萬石，總計為五十萬石。大量糧食儲備除滿足軍事需要外，還為移民開發新疆準備了條件。
其次，屯田促進了新疆的農業開發，推動了民治機構的建立。清代新疆東西七千余裡，南北六千余裡，周兩萬餘裡，清統一新疆之後，乾隆就提出移民開發的政策。二十五年，乾隆主張遷移“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認為這樣既有利於開發新疆，又可以緩和內地人口矛盾，可以一舉兩利。他多次指示陜甘總督楊應琚招募甘肅民人到新疆種地。三十六年初，乾隆得知甘肅省連年受旱災之苦，從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共欠倉糧四百零四萬石，折色銀一百三十二萬兩時，作為最高統治者，他不能不考慮“似此日累月多，勢將何所底止，是舊逋固不可不及時清厘，致令積疲不振”。但他更注意到“邊陲生計艱難，尤當急為籌畫以裕久長”，使甘肅災區人民改善困境。乾隆認為，新疆統一以後，大興屯田已成樂土，“商民輻輳，風景不殊內地”，但沒有出現內地民人踴躍前往的局面，是因為他們缺乏對新疆開發情況的具體了解，所以裹足不前。他要求地方官員設法勸導甘肅民人出嘉峪關種地，“將來關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縣，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內地一日之粟，可使蓋藏漸裕，化瘠為腴”《清高宗實錄》，卷877，9頁。。半年後，甘肅又遇大旱，到處都是流民，乾隆撥銀二百萬兩、糧二十萬石賑濟災民，並指示陜甘總督明山，令其設法勸諭流民赴新疆種地，“使共知邊外謀生之實利，自必熙攘趨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無依；即將來或遇欠收，而瘠土貧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實為籌備邊氓生計之長策”。甘肅民人不斷進入新疆，為加強對他們的管理，清政府逐漸設立起民治機構。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裡坤設鎮西府，烏魯木齊設迪化直隸州，其他地方分別設阜康、昌吉、綏來、宜禾、奇臺等縣。這些州縣機構都設在北疆，是屯田制的進一步發展。
最後，屯田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新疆北部原為厄魯特四部遊牧地，東部吐魯番、哈密地區的維吾爾人因避戰亂于雍正五年（1727年）內遷到甘肅瓜州，伊犁種地幾千戶維吾爾人也隨霍集佔逃回南疆。清政府消滅準噶爾政權後，北疆僅存少數投降的厄魯特牧民。乾隆確立屯田開發方針，綠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隊的作用。他們墾荒積谷，伐木造屋，為其他民人準備生產和生活物資，許多人後來攜眷駐守，成為土著居民，與後來移居新疆的漢民構成漢族主體居民。遷移內地的維吾爾族重歸吐魯番、哈密舊地，逃到南疆的維吾爾族又回到伊犁種地，這兩部分人構成後來維吾爾人的主體。早年被準噶爾壓迫出走伏爾加河的土爾扈特部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回祖國，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遊牧，分東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原準噶爾首領舍楞率領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與留居原地的牧民構成蒙古民族的主體。漢族、維吾爾族和蒙古族是當時北疆的三大民族，他們非常珍惜和平安定局面，團結互助，互通有無，成為繁榮北疆經濟的主要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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