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團”是國民黨右派在江西省黨部中一小撮極端反動分子糾合起來的秘密組織。紅一軍團攻克吉安後，在繳獲敵人的文件資料中，曾發現有關“AB團” 的資料，並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的某些幹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因此認為贛西南的黨組織存在“非常嚴重的危機”，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機”。遂於12月初，派方面軍總政治部政務處長李韶九，攜帶總前委的指示信，並率領一連部隊，到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實施肅反任務，準備“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採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幾天之間，在省行委、省蘇維埃及特委機關，抓捕了一百餘人。旋即對被抓捕的幹部輪番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後，按照口供繼續捕人，連家屬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蘇維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紅軍第二十軍的一些負責幹部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文林等先後被抓捕，搞得機關上下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紅二十軍的部分負責人便鋌而走險，幹了兩件很壞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澤東的筆跡，偽造了毛澤東給總前委秘書古柏的信，製造毛澤東要把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成“AB團”主犯的謠言，企圖造成總前委分裂的局面。他們故意把這封信送到彭德懷手裡，當即被彭德懷識破系偽造。彭德懷立即將信送給了毛澤東，揭穿了這個陰謀。另一件事是，他們鼓動紅二十軍嘩變，扣留李韶九（後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並率紅二十軍西渡贛江，脫離總前委領導，單獨到永新、蓮花一帶活動。他們沿途還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就是當時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給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極大震驚，也使全黨受到極大震動，認為“富田事變”是“AB團”裡應外合，公開叛變。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採取 “堅決進攻的策略”，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號召進行反擊和鎮壓。毛澤東還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布告，還記得其中有“段、謝、劉、李諸逆，叛變起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等句。於是，中央蘇區打“AB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決戰”的口號之下，不斷升格，導致廣泛擴大化，給黨和紅軍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慘痛損失。今天回憶這段歷史，很令人痛心！造成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裝割據狀態下，外有國民黨大軍對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圍剿”，內部又發生了像“富田事變”這樣大規模的公開分裂破壞活動，作為中央革命根據地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的總前委，難免驚心動魄，以為革命陣營內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內部，便會葬送革命。於是，就錯誤地運用對敵鬥爭的手段去處理本屬於黨內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這樣一個品質很不好的人，在具體執行肅反任務中，胡作非為，大搞逼供信，造成肅反擴大化的局面就不足為奇了。後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審幹時，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方針，就是對這一慘痛教訓的深刻總結。有了這一條原則方針，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就不殺頭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餘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決策。
1931年1月，第四師政治委員石恒中患病住進後方醫院，上級調我任第四師政治部主任並代理師政治委員。我利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休整部隊的機會，在東韶辦了一個短期軍事政治訓練隊，抽調二十多名優秀的班長進行培訓。訓練隊的主要任務，是教練學員如何做部隊的政治工作，為部隊培養基層骨幹。楊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當時參加受訓的學員。這批學員經過訓練之後，便派到連隊任政治委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我軍的優秀指揮員。訓練隊辦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我調離第四師而停辦。石恒中同志病愈歸隊後，我奉命到第三師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時第三師政治委員謝翰文因在肅反打“AB團”中殺人過多而被免職。
在這次肅反打“AB團”擴大化的錯誤行動中，我對“AB團”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內部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這一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