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相繼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抗戰和寧都起義等重大事件，整個形勢的發展對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寧都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後最大的一次武裝兵暴。在這次兵暴中，受蔣介石驅使，被迫來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的率領下（該部原有我黨的工作基礎），於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宣布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紅五軍團。寧都起義使紅軍增添了新的血液，極大地震動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當時全國抗戰禦侮的呼聲很高，人民群眾情緒激昂，反動統治集團內部也在開始分化。如果當時我們黨有一條正確的方針策略，發展這一大好形勢，將會大大推進革命的進程。然而，尚處於幼年時期的黨，缺乏足夠的經驗，加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成立的臨時中央繼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沒有能夠及時地提出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軍抗戰”、“組織抗日聯軍”等口號和主張。後來，這些口號和主張雖然提了出來，但是在實際上並未受到重視，缺乏具體計劃和部署，而且臨時中央還錯誤地估計形勢，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這一既脫離實際又脫離群眾的口號。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逐漸在全黨推行。在中央蘇區，開始排斥毛澤東的正確領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接著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統一領導各革命根據地紅軍的作戰和武裝建設。中革軍委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經理部，由葉劍英任總參謀長，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範樹德（後叛變）任總經理部長。中革軍委成立之後，紅一方面軍領導機構奉命撤銷，原紅一方面軍所屬各部隊直接歸中革軍委領導指揮。同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這時的毛澤東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另一方面，他被掛上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由於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只是個空架子，這個“執行主席”也只能是個空頭銜，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澤東曾試圖利用他尚未離開部隊的條件（當時毛澤東仍隨紅一軍團行動）發揮影響，但終因黨內鬥爭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無可奈何。寧都會議以後，毛澤東只好賦閑，到汀州醫院去養病，到農村搞調查等等。《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就是這個時期寫出來的。其後，毛澤東所填的幾首詞，與以前幾次反 “圍剿”時期所填詞的意境迥異，如“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風景這邊獨好”等詞句，頗有點閑情逸致的味道了。
臨時中央一批幹部自上海陸續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逐步開始系統地批判毛澤東從前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的一整套方針政策。當時在瑞金發行的《紅色中華》、《紅星》、《鬥爭周刊》等報刊上，集中發表批判文章，只是沒有直接點毛澤東的名字。與此同時，在下面則找出一些擁護毛澤東主張的幹部點名批判。如在閩西開展的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和在江西開展的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左”傾冒險主義者把毛澤東所堅持的正確主張，說成是“狹隘的經驗主義”、“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等等，號召在黨內和紅軍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傾”，並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綱領和政策，以取代過去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綱領和政策。比如，軍事上提出要奪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幹部政策上提出所謂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把贊成和擁護毛澤東主張的一些幹部撤換掉；等等。
1932年1月，臨時中央發布《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提出集中紅軍主力奪取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並指示中央紅軍（原紅一方面軍）“首取贛州”，繼而奪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澤東極力反對這一錯誤決定，但蘇區中央局堅持執行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方針，力主攻打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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