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二次討袁失敗以後，國民黨在東京召開了一次會議，準備通過新的黨章，計劃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孫中山痛感自民國成立以後，國民黨鬆鬆垮垮，黨員目無紀律。他認為革命的失敗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團結的戰鬥精神喪失殆盡了，必須重新改組國民黨，恢復高度集中統一的鐵血專制，重塑領袖即他本人的個人權威。在新的黨章中，黨員被分成了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革命如果成功，相應的他們就會成為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更重要的是，每個入黨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約上按指模，發誓“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極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幫會幫規的翻版。
孫中山早年效法華盛頓“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決心，此時蕩然無存。一生忠實追隨孫中山的黃興憤怒了！這還是那個以平等、博愛、自由為旗幟的共和革命黨嗎？面對一個黨員和群眾竟然享有不同權利的黨，他嚴厲地質問道：這樣一個讓全黨效忠一個人的黨，把黨員分成三六九等的黨，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是古羅馬的貴族院嗎？這是專制主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我們和袁世凱還有什麼區別呢？！黃興這一“攻擊”黨的領袖的行為，遭到革命黨人眾聲譴責和孤立，黨內民意完全倒向孫中山一邊。
為什麼這種逆民主潮流的舉措，當時竟然還能夠得到大多數革命黨人認同乃至擁護？當時革命屢屢失敗，存亡危急之時，也許孫中山感覺到，民主不能成為一盤散沙，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孫中山囿於時代的局限，還沒有把它看成是一個集體，只是把他當成一個人，所以他要把權力收攏來，集中到一個人的手裡；非廢民主，乃時勢使然。而在黃興的眼中，這是與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的，民主與共和，是任何時候任何人都必須堅守的底線。這一點原則無存，不管兩人的個人感情有多深，他黃興都不答應！孫中山與黃興，在革命黨人中並稱“孫黃”，黃興數次在緊要關頭堅決力挺孫中山——“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從孫中山贈給黃興的這幅對聯，也足見兩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篤。而這次黃興卻與孫中山發生了嚴重分歧，他拒絕加入孫中山改組後的中華革命黨。會議之後，他與李烈鈞出走美國去考察民主了。
孫、黃之爭，非為私情，實關公義。非常時期與偉大領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敵，如果非常時期出現偉大領袖，那更是大敵的大敵。斯時斯際，民主價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權力輸誠，權力最會乘機把民主收編。華盛頓是美國的獨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國人民並沒有把他供奉上權力的神壇。在這塊土地上，不允許有政治神壇的立錐之地。美國人敬仰華盛頓，卻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對權力始終保持著警惕。他們信奉的是“人世間的一切權力都必須是有限的”，這是美國政治傳統中最核心的東西，出於對統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們必須給權力套上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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