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一封信比較，林彪對中國局勢的判斷，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脫離實際的。首先，他提出的聯合其他武裝反蔣是不可行的。蔣介石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採取妥協退讓政策時，在國民黨內遭到愛國人士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那時，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共同反蔣是正確的。而在蔣介石抗日後，同其他派別的矛盾緩和，國民黨內較全國抗戰爆發前團結。只要蔣介石沒有明確投降日本，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反蔣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張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調往西北。如果這樣的話，八路軍和新四軍就沒有什麼發展空間。因為到那裡肯定要和馬家軍發生激烈戰鬥，從而使馬家軍和蔣介石聯合起來。八路軍、新四軍不僅未和地方實力派結成統戰關係，反而多樹敵人。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如果脫離抗日前沿陣地，在全國輿論上也會處於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贊成同國民黨談判時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圖。中共中央當然明白，僅僅靠國共談判，國民黨當然是不會廢止一黨專政的，但這是向國民黨進行政治反攻的一個拳頭武器。因為這有利於揭露國民黨堅持獨裁的真實面目，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第四，林彪認為可以放棄新四軍的番號也是不對的，這樣國民黨頑固派會得寸進尺。事實證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是正確的，是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舉措。
當然，林彪這封信也不是一無是處，他認為有兩個前景的判斷和提出爭取和平解決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從總體上講，林彪缺乏一個政治家應具有的戰略遠見。
應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詳細交談了中國問題，具體內容是什麼，目前尚未見到有關文件記載，但季米特洛夫事後在日記中記道：“他陳述了自己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批評性意見。”可見，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談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問題，而且表達的是不同意見。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7月21日，德國約有200架飛機對莫斯科進行了空襲。就在這一天，季米特洛夫與即將回國的林彪和軍事小組進行了座談。至此，林彪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畫上了句號。
由上，筆者認為，林彪在蘇聯期間參與共產國際的一些活動說明，抗日戰爭時期，季米特洛夫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還是比較尊重的，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指導時，盡量聽取中國同志的意見，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然後才作出指示。儘管如此，這種指導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國政治局勢發展比較迅速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發出電報請示，而共產國際再開會研究，同蘇聯領導人進行磋商，聽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或中國共產黨人的意見，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當共產國際發出指示電到中國時，往往已經時過境遷，且中共中央已經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於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有很大的差別。如1938年3月開始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任弼時，在國內長期參加實際鬥爭，並是中央領導層的成員，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比較了解，具有很強的政治能力和遠見卓識，因而能向共產國際傳達出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準確信息，提出正確的意見和建議，對於共產國際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策起到積極的作用。而林彪則不同。林彪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軍事將領，但缺乏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遠見。在任弼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尚能在其領導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離後，林彪給共產國際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的成分就較少，並且表達了自己與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不一致意見，對共產國際形成關於中國問題的決策和指示起到了負面影響。第三，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具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制定出正確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針的能力，如果再有一個國際指導中心，況且這個國際指導中心遠離中國，在溝通雙方正確信息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緊迫而重大的問題實際上是個束縛。
共產國際自身也發現了在當時作為國際指導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談中國問題後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產國際的有關人士開始醞釀終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活動問題。
由於此後不久發生了法西斯德國侵略蘇聯的戰爭，共產國際解散的問題暫時擱置。1943年5月15日，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蘇聯領導人充分醞釀和十分慎重的考慮之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了《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共產國際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不複存在。（王新生）（本文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