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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的女兒林利1938年作為“紅色後代”送到蘇聯，因此與李立三和他的蘇聯妻子關係非常密切。她回憶說：“李立三在全國解放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持全總工作。他的頂頭上司是劉少奇，在方針、政策等大計上，由劉拿主意，拍板。但一段時間後，全總工作受到批判。聽李立三本人說，是陳伯達找他談話，要他頂著罪名受批，並且說，就是要借他的名字。因為李立三這個名字已經臭了，讓他代替工會的真正領導人劉少奇受批判較為合適。”（林利：《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頁）不知實情是否如此，但在新政權建立初期因“工會”引發的最高層爭論對後來的政治格局、政治運動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本文主旨並不在此，回顧這段歷史只想引起對工會角色、作用，乃至公民社會的探索和反思。
平心而論，鄧子恢、李立三、劉少奇等人根本沒有要工會脫離共產黨領導、成為獨立於執政黨之外的“工團主義”觀點，他們只是在同樣主張“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強調工會的特點、強調工會的“具體立場”。但從對李立三的批判來看，毛澤東對工會有可能獨立於黨和政府的“工團主義”的傾向抱有高度警惕之心。
由於他們的觀點都受到嚴厲批判，所以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許多工會幹部不敢維護工人利益、不敢為工人爭取福利，否則就會被扣上“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對黨鬧獨立性”等大帽子。工會的相對獨立性進一步降低，事實上成為鄧子恢所批評的“廠方的附屬品”。而且，這次爭論阻斷了中共黨內、更不必說黨外對於“工會”更加深刻的理論思考與探索。
在這種黨、國家、社會高度一體化體制下，中國的工會實際上成為一個具有行政級別的行政機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但不少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領導仍把工會當作配合政府、企業各項工作的工具，而忽視其維權職能。工會是企業管理者、經營者與勞動者關係矛盾的產物，應以維護勞動者權益為己任；在社會效果上，這樣的工會才能以組織形式舒緩二者的對立與衝突，是避免階層對抗的緩衝區、減震器、減壓閥，是維持社會動態穩定的平衡性力量。
當工人的利益訴求不能通過工會有效表達時，就很可能會通過其他渠道、方式來表達，必然會引起程度不等的社會動蕩。因此，在社會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工會如何重新定位，進一步說如何培育公民社會不可缺少的社會組織，怎樣重新界定國家與社會的邊界、重新塑造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是關係到社會轉型是否順利、社會能不能穩定和諧的大問題。（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雷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