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三代領導集體上任後，口音已經不再是翻譯們的難題，但新問題也隨之而來。
朱彤曾做過江澤民、李鵬的隨行翻譯，李鵬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每每談到三峽工程，其中涉及的發電量常常用千瓦作為計量單位，而國際通用單位則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道心算題，換算成兆瓦計數後，再譯成英文。
另一次，李鵬和外賓談到中國的棉花產量時，使用“萬擔”作為單位。這次，朱彤可不像換算“千瓦”那樣游刃有餘了，而李鵬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筆自己換算了起來。朱彤的同事張建敏還因為翻譯中的不準確，被嚴謹的朱熔基“搶白”——在新加坡演講後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人向朱熔基反映在中國打官司時遇到的困難，朱熔基回答：“你反映的問題，我會告訴法院，由他們處理。”張建敏將此句譯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會指示高級人民法院處理此事），話音未落，就被朱熔基糾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導法院。他們是獨立辦案的）。
事先要準備“標準答案”
而在媒體報道中，領導人們的外語水平亦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據張維為的觀察，“那個時候見外賓，當時的領導人都說中文。現在中國領導人則是與外賓見面寒暄有時都會用英文了”。
這樣的事情張建敏和同事孫繼文就遇到過。兩人曾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喀麥隆，由於喀麥隆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而此前已確定雙方會見時使用英語，因而，作為法語翻譯的孫繼文回到飯店休息。
但沒多久，突然一個電話讓他馬上到總統府——會談改用法語。原來喀麥隆總理的母語是英語，但秘書卻講法文，他準備的會談文件也都是法文。等孫繼文奔進總統府，發現雙方在等候翻譯時，一直在寒暄。
不過，即使曾出現各種突發狀況，一般來說，翻譯們的“發揮”不會失常。
“實際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務之前，我們都會做大量準備工作。”張維為介紹，首先是各種背景知識的準備，如來訪元首的背景、國家的背景、來訪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場等。另外一項，則是詞匯的準備。而且，“台前”看上去只有翻譯一個人，其實這些內容都是背後團隊一起準備的。還在翻譯室的時候，張維為和同事陪領導人出訪或是會見外賓歸來，都會聚在一起交流實戰中不太好翻譯的地方。
“比如李先念說過的‘甜酸苦辣都嘗過’，怎樣翻譯更好更規範？”一般的做法，他們會把這些東西交給翻譯室的老審校，由他們最終確定具體的譯法。所謂 “標準答案”出來後，以後就可以一直沿用。像江澤民主席訪美時，在休斯頓市長的晚宴上的現場演講中，引用了李白的《早發白帝城》一詩。當時擔任翻譯的張建敏把大概意思翻譯出來後，又從兜裡掏出一個小本子，把事先翻譯好的詩句又讀了一遍。（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