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班師，可以介紹一下另一位宋史巨擘徐規先生的研究。徐先生曾撰有《朱仙鎮之役與岳飛班師考辨》一文，關於紹興十年大班師的背景，徐先生著重強調了兩點，其一，仔細分析當時宋金雙方實力對比，可知班師有其不得不然之勢，和議是雙方勢力均衡的結果。其二，徐先生指出岳珂關於這次班師的描述不實。《鄂王行實編年》中說：“（秦檜）知先臣之志必不可和，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琦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先臣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這段文字雖意在指責秦檜奸詐，但也透露出當時韓、張、楊、劉各部已紛紛撤回，只有岳飛堅守在最前線，有利於塑造岳飛愛國最深的孤膽英雄形象。但這一描述與事實並不相符。岳飛撤軍的確切時間是七月二十一日，事實上，諸大將中唯張俊於閏六月下旬回師，先於岳飛。韓世忠部八月仍奮戰於淮陽，劉琦亦堅守至九月初方旋師，西線長安戰事也遲至八九月間收尾。更有甚者，在岳飛班師後四天，楊沂中部尚有進軍計劃，受挫於宿州（今安徽宿縣）柳子鎮後方渡淮南歸。
從研究史的角度看，學者以歷史態度探討岳飛形象的努力不可謂不持久，成果亦不可謂不豐富。但由於民間把岳飛作為神格崇拜對象的基礎太深厚，學者恐怕不得不承認，在向社會大眾普及客觀、歷史的岳飛形象這件事上，迄今為止仍然是失敗的。但筆者想指出，這一失敗並不能完全歸因於大眾的懵懂，或說他們對認識真實的歷史缺乏興趣。應該認識到，在華文學術界，雖然有客觀對待岳飛問題的聲音，但當涉及關乎“民族大義”的立場問題時，為岳飛左袒依然是主流。學者當然分得清史實與虛構，卻很難完全摒棄超歷史的價值立場。正是這樣一種價值預設，最終妨礙了學者有力地將神格化的岳飛拉回到歷史軌道上來，並面向大眾重新言說。
學者為岳飛左袒的情感基礎，和普通民眾岳飛崇拜的情感基礎是一致的，即源於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岳飛“是一面愛國統一的旗幟”，“世世代代活在炎黃子孫的心中”，這不僅僅是宣傳語言，它曾以不同面目反覆出現在學者筆下。涉及相關歷史人物，不僅是民間，史學界的通見大約也是如此：岳飛是民族英雄，秦檜是誤國誤民的大奸臣，宋高宗是荒淫無恥的昏君，這三張標簽是“套餐”，且不單拆零賣。宋史研究名家王曾瑜先生撰寫過一部宋高宗傳記，即以《荒淫無道宋高宗》為題，與此相呼應，還有另外一位學者撰寫的《千古罪人秦檜》。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傳遞價值判斷的強烈意願。可見，一方面，學者呼籲對待歷史問題要客觀；另一方面，“擺正”民族立場，又是學者自覺維護或不願觸碰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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