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有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南宋初期的政治史研究，老在民族立場上打轉是不行的。但和虞雲國先生明確地擺出自己的論點不同，更多的學者是用旁敲側擊的手法含蓄表達。比如朱瑞熙先生在《宋高宗朝的中央決策系統及其運行機制》一文中指出，觀察宋高宗在兩宋之際政治舞台上的表現，應該注意到，他其實有一個學習、積累經驗的過程，其間當然會犯很多錯誤。從最初缺乏情報獲取等基本能力，到逐步建立情報、決策系統，是一個過程。曾聞黃寬重先生轉述劉子健先生的觀點，與朱先生此見類似。高宗從一個沒有繼位預期的皇子，突遭家國大難，到擔負起政權重建的重任，這個過程必然充滿各類複雜的問題，而不能用“民族英雄”或“民族敗類”這類簡單的標簽予以判別。黃寬重先生在《秦檜與文字獄》一文中指出：“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單從道德觀點論功過”，以宋金和議一事而言，由於史料不足，今天已難客觀地了解或評估宋金國力，也就很難以簡單的二分法：對錯、是非，去評斷其中的歷史人物了。與朱瑞熙先生的含蓄提示法相比，黃先生的這段文字透徹明亮得多。
筆者以為，對於南宋初期的各類歷史事件，若能予以均衡觀察，而不是被收兵權的利與弊、殺岳飛真凶是誰等枝節問題牽扯過多精力，會有更大的文章值得做。南渡之初，高宗先借重伊洛學力量，成功地將王安石塑造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隨即轉入對伊洛學與王學並行打擊的立場，而紹興十一年流放頗具社會影響力的宗教領袖大慧宗杲，其時間正與收兵權相次。這些看似獨立的事件，是否有深刻的內在聯繫？我們不用道德尺度對這些事件作價值判斷，只談在南宋初期國家、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中，各項複雜的工作是如何展開的，這是在更為宏觀的層面認識南宋初期歷史必須深入探討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放棄一些狹隘的預設立場，放眼於構建一個新的南宋史架構。此前，之所以那麼多優秀的細節研究無法匯聚成具有框架突破效能的宏大敘事，正是因為學者在立場顧忌面前自我裹足，使得細節上的理性思辨被切割成不成體系的碎片，散落在“民族立場”關照下的各個角落裡。
或許有人會指出，對岳飛研究有開創之功的鄧廣銘先生在其《岳飛傳》裡，也是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在鄧先生撰寫、初版《岳飛傳》的上世紀四十年代前期，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刻，此前國家更是經歷了歷時彌久的動蕩與不安。這一代人在艱難歲月中的心境，非我等長於安逸的後生晚輩可知。作為學者，借助有民間信仰基礎的英雄人物來激昂國人鬥志，無可非議。對於前輩學人的民族感情，不僅應予充分尊重，而且應該認識到，這是家國危難之際所體現出來的學者良心。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一代學術有一代學術之目標。我們今天更應該做的，是在前輩打下的基礎上，把研究推向深入，而不是停留在舊有的立場上繼續打道德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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