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軍事變革：西方軍工産業轉型的風向標
爲適應戰略形勢變化，加快軍工産業調整。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軍工産業作出了兩次重大調整。第一次是冷戰結束後到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期，美國制定了以軍工産業調整爲主要內容的《國防轉軌戰略》，提出一個戰略目標，即建立既滿足軍事需求，又滿足商業需求的一個軍民融合的“國家技術與工業基礎”，核心是將經濟承受能力作爲軍工産業調整的因素，力求優先考慮國防預算。第二次主要是指小布什政府執政以來的一段時期，美國制定了《國防工業基礎轉型路綫圖》，提出了構建“基于能力的國防工業基礎”的戰略思想。其核心是改變按照産品屬性劃分軍工産業（例如造船、航空制造業等）的傳統做法，將工業基礎按照作戰需求重新劃分爲5個領域，2004年進一步調整爲作戰空間感知、指揮與控制、兵力運用、兵力和本土保護、聚焦後勤、網絡中心戰6個領域。美國是整個西方軍工産業的領頭羊，西歐等國自然隨之起舞。
1990年8月2日，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突然占領科威特這個石油大國，此舉激怒了整個西方陣營。5個多月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聯軍發動了代號爲“沙漠風暴”的海灣戰爭。强大的軍事打擊使伊拉克屈服了，但要立即推翻薩達姆政權，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打幾天，戰斧式巡航導彈就告罄。對于一支遠征軍來講，除了人，所能投入戰鬥的只有武器；而對于以逸待勞的抵抗方，所能投入戰鬥的則是一個包含所有因素的體系。只有用一個體系對抗另一個體系，才有可能實現打得好和打得起的目標。
海灣戰爭之後，西方適應新軍事變革的軍工産業轉型就更被提到了議事日程。特別是第二次戰略轉型後，他們開始認爲，武器裝備供應商應轉型爲一種軍事服務體系供應商。軍工企業應該更好地爲未來戰爭做出重要貢獻，而這種貢獻的關鍵在于更好地提供一個武器網絡（裝備能力）中心體系方案的軍事服務。美國國防部明確指出，應當停止將軍工産業視爲艦船的制造者、飛機的制造者和航天飛機的制造者，而應當開始將其視爲所需作戰效果（能力）的提供者。這直接導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軍事戰略思想出現重大變革，即所謂的新軍事變革，幷推出了兩個標志性的新理念：
其一，由單項戰略型武器構成的“老三位一體”（核潜艇、洲際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軍事戰略，應讓位給由戰略打擊力量，快速機動反應部隊和軍事工業基礎所構成的“新三位一體”軍事戰略，把軍工直接納入軍事力量的範疇，從而使軍工産業的專業界限變得更加模糊，軍工産業基礎將變得更加廣泛。
其二，實現網絡中心環境下的全軍聯合和軍工聯合。各軍種以未來在一體化作戰空間展開有效軍事行動爲宗旨，發展能够與其他軍種無縫聯合與合成的軍事能力，這在客觀上也提出了模糊軍種界限來發展裝備技術的需要。換言之，當戰爭由各種兵器之間的對抗，轉化爲網絡化分布式的體系對體系的對抗、能力對能力的對抗時，軍工企業必然要從專業化與專業化的競爭轉型爲全價值鏈對全價值鏈（研發能力與研發能力、制造體系與制造體系、産品系統與産品系統、産業鏈與産業鏈）的競爭。
在工業界聯合方面，如2004年9月，美國成立了由28家專業化大公司組成的國際工業財團——網絡中心戰工業聯盟，專門負責召集工業界成員，加强相關領域方面的協調。這樣一個“網絡中心戰”的新軍事變革，帶來的是軍工産業走向“全産業鏈與全價值鏈集成經營”的企業轉型。
1993年，時任美國國防部次長威廉•J•佩里在一次國防工業主管參加的晚宴上發表演說，公開鼓勵合幷。隨後美國國防部立即用軍備訂單作爲杠杆，掀起了軍工企業合幷的浪潮。這次著名的晚宴隨後被西方世界軍工行業稱之爲“最後的晚餐”。當時佩里到底說了什麽？外界人士不得而知，而從隨後的行動中我們得知，他要求軍工産業所做的正是“專業化整合、資本化運作、産業化發展。”
“最後的晚餐”之後，美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約50個主要軍工供應商，到2002年已經成爲5個高度集中的跨軍種、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它們是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門、雷神和通用動力。西歐軍工企業也都進行了大規模兼幷重組活動，大多在國內形成了寡頭、獨家集團壟斷的局面，幷組建了歐洲超級大集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