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兄弟
談起周作人，聽魯迅在病中休息的時候是這樣叙說的：“我的小說中寫人物時不是寫老大就是寫老四。因為我是長子，寫他不好的時候，至多影響到自身；寫老四也不要緊，橫竪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絕不提起一句，以免別人誤會。”從這裡也可見魯迅下筆時的字斟句酌，設想是多麼周到。
有時茶餘飯後魯迅還會很隨便，很自然地感嘆出自己所遭遇的經過。他很凄涼地描繪了他的心情，說：“我總以為人不要錢總該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周作人之婦，名信子），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還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從家裡開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呢？”原來家內人不斷的大小輕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請醫生到來，魯迅就忙著應付這些差事，從沒有計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那麼他們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魯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費在外，都哪裡去了呢？魯迅說：“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腌羅蔔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訴說沒有錢用了，又得借債度日。”有似帝國主義者榨取剝削的態度，她們的心向著日本，要照顧日商。中國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用一個總管叫徐坤的，這人精明能幹，什麼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黃包車，那包車夫的聘請和工資都經徐坤的手，連周作人買雙鞋子，訂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來做，這就可以有大筆的從中取利的機會，這是舊北京人的老習慣，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鄰，只隔一道低矮的墻頭。
魯迅住在頭一進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會親自看到徐坤從墻上把食用物品從墻頭送出。魯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說出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況。信子把徐坤叫來，不是責罵徐坤，而是說：你為什麼要給他（指魯迅）看見。意思是這些事可以做，就是瞞過魯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幾乎燒起來，被魯迅發覺很緊張，認為應該訓戒，她們聽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緊，只要不被魯迅看見好了。
在魯迅呢，艱難締造的新居，是經過無數心血，花了無可計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實，自然珍視。就一般人來說，也沒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們別有臟腑的行動，魯迅哪裡料想得到。也許這些日常瑣屑，正為進讒資料，而周作人視而不見，惟整日捧著書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費精力和時間之類的處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積月累的意見不同處。魯迅還提到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安然看書的好氣量，他說，“要是我就不能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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