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魯迅經常自己借債維持整個大家庭的開支，如果節約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嗎？有時借款是輾轉托之他人，向銀行納高利貸來的。在這裡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生為了他哥哥還不完的債的艱苦生活情況，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老好人，在中國算是無獨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為自己還年輕，沒有負擔籌還哥哥的債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曉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產入獄的威脅到來，甚至帶病寫作還債，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這一生纏擾不清的債務。據魯迅當時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類似，他說：“自己負擔輕，他們需用，就交給他們用好了。”
魯迅除了負擔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之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兒子重久三次到中國和在日本不時的需索以及軍營的所需費用，及第三個女兒福子的學費，也都是由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後來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之後，常常感嘆地說：“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生活才得有預算，也比較的不愁生活了。”對照以往生活的緊張情況，後來可以量入為出，也可以接濟一些急需求學的青年，可說利用資財得更有意義了。
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學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貪污後，向人表示：如果換掉徐坤，要他自己去辦身邊事務，就要減少許多看書的時間，劃不來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壞，而是壞之中能解決他的問題就好了。其實還是好逸惡勞的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專門剝削別人的勞動，對魯迅也如此。魯迅的辛苦經營，他哪裡體會得到呢。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實為證：人們只要翻開魯迅日記，在1919年，魯迅奔忙看房子，最後找到八道灣，後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監工，又接洽警局、議價、收契等等費了無數心血，又四處奔走借貸，甚至向銀行納短期高利借款，大約除了紹興賣祖屋千餘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譜，到諸事略備了的時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農事試驗場園之餘，才坐馬車來看新屋。
這之前，周作人幹什麼去了呢？他這年三月間就從北京大學請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間回來北京，過不幾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魯迅先行另租了幾間房子，粉刷好了，備辦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屬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蕩蕩的重回到北京。若說周作人也曾費過勞動力了，確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領回房契一張。大約這就是他留出時間、精力寫作之故罷，然而跑向日本，難道不花精力與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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