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是向11名債權人借貸的，而並非像一些著名的“龐茲騙局”一樣，以高息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公眾進行借貸。同樣的情節，在去年溫州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但溫州逃跑的一些老板，並沒有承擔種種罪名，反而是當地政府出面請求他們回國，並對他們給予了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以幫助他們重組債務，讓企業重新運轉起來。情節相近的事件，卻引發截然不同的結局，這也是任志強感嘆“法無定律”的原因。吳英在獄中舉報多名地方政府及銀行系統官員，其中數人已經被定罪判刑，也展示了民間資本運作過程中受到公權力盤剝的事實。
在剛剛出爐的“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企業家犯罪中，國企企業家主要罪行是貪腐，而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前者是錢多，後者是沒錢。在定罪量刑上，也有著對國企企業家量刑輕、對民營企業家量刑重的傾向。實際上，融資問題犯罪，往往帶來的實際損失要小於涉案金額，而貪腐犯罪造成的損失要遠遠高於貪腐金額。輿論對吳英的同情和死刑的反對，均與當下種種歧視性金融制度、貪腐量刑過輕等有關。
2011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罪名的死刑處罰，都是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認為，根據中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適當取消一些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會給中國社會穩定大局和治安形勢帶來負面影響。雖然集資詐騙罪不在取消之列，但根據這種法律精神，應該更加慎重考慮吳英的死刑判決。我們也可以看到，呼籲最高法院“槍下留人”的背後，也體現了公眾越來越認同生命權高於財產權的趨勢。（時間：1月21日 來源：時代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