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劉滿平得出改革的時機應該具備以下五個條件：“一是CPI漲幅不大，走勢平穩；二是國內石油供求矛盾緩和；三是國際石油價格走勢平穩；四是其它能源供應相對充裕；五是與資源稅、消費稅改革時機不衝突。”並認為，從目前的形勢看，各項條件相對比較符合，適合推出新的機制。
若遲遲不推新機制，那麼最受傷的恐怕還是“尷尬”的煉油產業。“原油價格92.5美元/桶是當前煉油企業的贏虧平衡點。”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的相關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並且在煉油業中，原油成本占煉油業成本的95%左右。所以在國際油價高位運行、煉油越煉越虧、地方煉廠紛紛減產停產以及成品油供應不足時，“三桶油”不僅要開足馬力生產，而且還必須高價進口成品油，低價供應國內市場，以緩解油荒。
根據2011年的一份海關統計數據，2011年中國進口成品油4060萬噸，耗資327億美元；淨進口量為1490萬噸，耗資119.3億美元。平均外購價5050元/噸(不含增值稅、消費稅)，高出煉油企業贏虧平衡點約791元/噸，按中石化2010年淨外購量2467萬噸計，外購成品油虧損額高達195.14億元/年。所以，與公眾相比，更期待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恐怕就是這些煉油巨頭們。
一個國家的高油價系於高對外依存度並非改革模式 要是論改革前後的相似程度，中國的情況與印度十分接近，並且印度原油的對外依存度更達到了80%以上。1997年以前，印度的成品油價格是統一由政府定價的行政定價體制。這種體制直到2002年完全被廢除，並且開始實行新的市場定價的成品油價格機制。煤油和家用液化石油氣（LPG）的補貼被納入聯邦財政預算。在這個時期內，石油銷售企業可以根據國際成品油價格的變動自主調整其零售價格。
但進行市場化改革後的印度並沒有看到油價更為合理的“曙光”，反而國民經濟常年被高油價“綁架”，企業與公眾都苦不堪言。成品油價格市場化在發展中國家行不通？劉滿平認為並非如此：“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對石油市場需求的急劇增加，不僅我國和印度受高油價制約，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照樣受此困擾。這個與本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高不高有很大關係，與改革模式關係不大。”
而像歐美國家那樣市場化定價的成品油市場，一般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具有以本國公司為主的、有國外公司參加的多元化的市場競爭主體，國內市場統一開放。其次，成品油價格市場化是分步實現的。再次，政府機構職能明確、統一管理，監管機構獨立運作。第四，普遍重視和建立了戰略石油儲備體系，石油儲備已成為緊急狀態下保證石油供應、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最後，各國成品油價格是通過具有發現價格和充分競爭功能的石油交易市場來決定的。“依此判斷，我國成品油市場化改革還需要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其中最難的是國內市場的充分競爭和統一開放。”劉滿平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時間：11月17日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