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報道來看，浙江溫嶺幼師顔艶紅虐童一案，已經徹底變成了“葫蘆案”。既然警方認為顔艶紅不構成犯罪，則表明警方辦錯了案，拘留15日已經是警方違法，卻還多羈押了整整7天，解釋為“羈押折抵行政拘留”，此舉明顯是沒有充足的法律依據的，顯然警方存在違法行為﹔反之，如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所言，“顔艶紅的違法事實是確實存在的”，顔艶紅的律師張維玉也認為“顔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該追求其法律責任”，那麼她究竟違反了哪部法律？為何違法了還可以無罪釋放呢？一面是專家認定當事人違法事實清楚，一面是警方認為其不構成犯罪，究竟孰是孰非呢？要麼是專家信口雌黃，要麼是警方執法犯法，除了這兩個結論，我找不到“無罪釋放”的理由。
對於已經違法的人束手無策，暴露的恰恰是“法治”思維的某種局限性。現代“法治”模式源於西方法理傳統，這種傳統帶有顯著的西方文化烙印 分析與解構。而東方智慧恰恰相反，東方文化注重綜合與整合，注重從問題的整體來把握，注重問題發生的來龍去脈，從全局和整體當中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比如，對於社會管理，我們在政府、人大、政協設立了諸多職能部門、諸多專門委員會等機構，這一思維方式同樣是借鑒了西方的方法。但是我們發現，解決某一社會問題往往是幾個部門聯合發文，有的問題的解決甚至需要若干部門組成聯合工作組。以最普通的社會治安問題為例，我們擁有各司其職的公檢法等部門，但還是需要成立“綜治委”才行，對於占道經營等行為非得幾個部門“聯合執法”才行。這一點足以說明，單純依靠西方的“解構式”思維，讓某個部門去解決某種問題，往往是辦不到的。這個時候，作為“東方智慧”的“綜合式”思維就成了有益的補充。
具體到“法治”層面，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除了《憲法》這一根本大法，還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實體法又分為民商、行政、經濟和刑事等等諸多法律制度，可謂層層分析，層層結構。立法的天然滯後性，往往會造成諸多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定性，難以量刑。以顔艶紅虐童案為例，阮齊林告訴記者，顔的行為是傷害行為，但是刑法中故意傷害罪要求必須有“輕傷”的傷害後果，對人體的組織造成實質破壞或者功能性損害。比如，一刀砍在頭上，要頭皮斷裂達到8厘米以上，才算輕傷﹔打掉門牙要達到兩顆，才構成輕傷。“解構式”的立法必然造成如此“按圖索驥”式的司法，以及束手無策的執法。事實上，司法量刑不僅僅要考慮中後果是否嚴重，也要考慮情節是否嚴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