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大部制”改革一經提出，就引起各方關注，除了希望政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現實考量外，外界更關心的，是這個詞語背後的改革全局。
“我認為，以大部門制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將拉開新一輪全面改革的序幕。”南方網報道，2月15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行政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充滿期待。
幾個基本判斷
《21世紀》：如何深化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層面來認識本輪機構調整，這究竟是一次技術性的管理改革，還是有可能取得更高層面的突破？
遲福林：我認為要認清大部門制的意義，必須要有幾個基本的判斷。
首先，改革三十年來，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歷史新時期，無論是經濟總量、發展水平、消費、工業化程度，都已經躍上了一個新臺階；與此同時，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也初步完成了轉型，進入一個新的轉型時期。目前人們最關心的就是下一步怎麼改的問題。
其次，十七大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進行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就是黨政分開。而現在來看，新一輪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以大部委制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這是一個改革的策略選擇，也是一個比較有效的選擇。
《21世紀》：這是大部門制與以前歷次機構改革非常不同的一個地方？
遲福林：大部門制與此前5次機構調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我的第三個基本判斷，這樣的不同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現實需求。現在的政府部門佔有、配置資源的模式，包括相關壟斷部門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
第二，在新時期有新的矛盾，我們的目標已經從追求總量，轉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還是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
第三，政府自身也有改革的迫切需要，目前中國行政機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提高效率這麼簡單，而是迫切要求完善公共治理結構。首先，要在公共財政、公共服務方面，加大社會參與度，這也是社會自身建設的需求；其次，決策、執行、監督的權力適當分離、相互統一，而不是單個政府部門繼續同時擁有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另外，目前機制性、體制性腐敗問題比較突出，社會反響強烈，與行政成本加大有很大的關係。
從這三個基本判斷可以得出，必須站在歷史新時期的高度來看待大部門制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這將成為新時期全面改革的關鍵和重點。
擺脫阻力
《21世紀》：目前行政體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哪裏？
遲福林：一個是傳統觀念，一個是現行既得利益。但是如果站在歷史戰略的高度，我們就必須下很大的決心推動改革，而不應該糾纏于其中的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
《21世紀》：但是具體操作中，肯定會面臨各種阻力和挑戰，操作中應該注意哪些原則？
遲福林：從操作層面講，首先要把握經濟發展方式適應現實需求的原則。經濟發展方式走到了新的階段，一些改革已經是大勢所趨，比如大能源、大環境、大交通，在這些問題上，改革的推動必須要擺脫具體問題的束縛。
其次，行政體制改革應該按照完善公共治理結構的原則進行，實行決策、執行、監督的適當分離。現在這三種角色不分帶來了很多矛盾，現在宏觀經濟和其他一些改革難以推進，從大的層面上來說，更多不是執行的問題，而是政府缺乏能夠負責任的決策主體，衛生、教育體制改革都涉及多個部門，同時一些原有的決策部門卻降低到只擁有執行職能，這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而且監督權與決策、執行不分，也是機制性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行政體制改革應該結合新階段政府職能轉變，中央政府首先應該明確基本事權，否則大部門制很難推進。
第四，行政體制改革應該逐步推進。有一些問題可能是大勢所趨，但現階段未必很成熟。因此可以看到，這次行政體制改革和以往相比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這次改革有一個總體設計方案。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關注重點不應該放在當下哪幾個“大部委”面臨改革，而應該更多關注行政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這份方案將透露出下一步全面改革的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