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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親歷者，李光耀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交集，並與中國第二代至第四代領導人私交深厚。（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1月5日電／新加坡總統府一棟普通二層小樓，午時六點，窗外華燈初上、高樓星星點點；樓內窗明幾淨，沒有窗簾，約50平方米的房間內只有三大件物品：辦公桌、會客桌、三件套的沙發，簡潔而不奢華。
整齊叠放著數十份文件的辦公桌就倚在靠窗的邊角，一副黑色邊框眼鏡安靜地躺桌邊。1.78米的李光耀接受站了起來，溫和笑了笑，“我剛剛去北京參加了奧運會的開幕式”。
《21世紀經濟報道》配合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做了一系列專題報道，訪問國內知名企業家，探討改革開放的歷程，也嘗試從中吸取新知。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也因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點被視為最有價值，而成了它的專訪對象。
從海外觀察者的角度來審視，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時，這位85歲的老人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在其身後的新加坡則亦是繞不過去的存在——新加坡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唯一由國家領導人明確要向之學習的國家。
對1978年的中國而言，歷史對75歲的高齡、第三度上台的鄧小平賦予的歷史使命是：排除來自保守派的阻撓，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謀求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到市場經濟上。其時站在鄧小平面前的，並沒有現成的模板可言，一切都在試錯的過程中。彼時，以華人為主體的三個經濟體香港、台灣與新加坡就成為重要的外部引力，推動國內改革之局。
在這三個經濟體中，如果說香港與台灣主要在經濟方面予以大陸助力，推動大陸在基建、交通、資訊、信息技術等產業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話，那麼新加坡則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治理等的“國家層面”角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鏡鑒，提供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樣本。
30年前的11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北京出發，登上新加坡巴耶禮峇機場，與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促膝長談，“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與“理性主義”的李光耀就中國未來改革的道路選擇達成共鳴，鄧小平將新加坡列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再一次來自新加坡的互動是，繼農村改革之後，1984年中國做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並於是年第一次考察深圳經濟特區並發表重要講話，李光耀則於隨後的1985年造訪深圳，探察中國建設經濟特區的經驗得失，並從此每年派員觀察深圳改革動向；1990年中國受到西方的經濟封鎖，李光耀頂著巨大的壓力造訪中國，並於當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1992年，在鄧小平破除左右兩派的爭論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同時盛贊新加坡的發展模式，隨後李光耀迅即訪問中國，由是推動新加坡資金第二輪投資大陸高潮的形成，並促成了兩岸第一次破冰的1993年“汪辜會談”及蘇州工業園的創建；2008年10月23 日，李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貿易協定》簽署，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首份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喻有泰山之重。
在近門處會客桌旁的一張沙發坐了下來，李光耀將雙手合十放於腰間，目光炯炯，歲月的年輪並未在他思考的軌道上留下碎石障礙，提起某件趣事時不禁哈哈大笑，間或配以堅定手勢以加強言語的確定性。他有著超強的記憶力，歷史的某個時間、地點，30年間的細節信手拈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