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老人，以其畢生心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語），並在裕廊工業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貪污調查局、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取得成功，而這些都將會成為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繼續前行的重要經驗財產。
但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已經與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並沒有惠至每一位國民，需要處理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經濟改革還需要完善、社會改革有待繼續、政治改革面臨巨大壓力，改革的攻堅性質包括重構現有的利益格局。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現今中國的基本市場制度已經確立，並且已和國際社會深深整合，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精神實質已經隱含到整個社會運轉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為下一個三十年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石。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親歷者，李光耀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交集，並與中國第二代至第四代領導人私交深厚。而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歷一線的探知，中新兩國經商文化的不同、制度及法律等層面的差異，李光耀身在其中，以一個局外者而言，更有許多閎遠見解。
對鄧小平印象最深刻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這是李光耀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評價。
在1978年，歷史賦予鄧小平的任務是把中國引出計劃經濟的死胡同，並創建一種能容納市場機制的新體制。但他執政之時已經75歲了，歷史給他的時間很短暫。
在隨後鄧小平的探路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先後歷經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伊始，建立包括深圳在內的四個經濟特區進行試點，並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第二個階段是伴隨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形成總體開放格局；第三個階段為2001年跨入世貿組織大門，在世界共同的商業規則下融入全球經濟。
總體而言，中國的改革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外圍後核心的改革策略，從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環：改革造就初步的經濟繁榮；初步繁榮支撑著改革繼續深入；深入改革造就進一步繁榮；經濟繁榮再支持改革。
新加坡於彼時的角色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照面出現。一方面鄧小平一直比較欣賞新加坡的政治運作及經濟發展機制；另一方面，李光耀經常與中國第二、三、四代領導人會晤，既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實情，又提出許多有益建議與忠告。
“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徵當屬她的果斷堅決和不遺餘力”
從1980年開始，至貫穿於整個90年代，李光耀幾乎每一年均來到中國，不僅與中國的高層會商，同時亦深入到許多中國的城市，包括香港、廣州、深圳、武漢、南京等，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至一線的探知，促使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有獨特的見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