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1990年中國開始開放上海浦東；1992年9月，您在造訪蘇州時，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根據此次造訪繪出蘇州工業園的藍圖，並得到江澤民、李鵬、朱熔基、李嵐清等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先生南巡時也強調，要向新加坡學習，並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現在看來，蘇州工業園對中國其它工業園區有何借鑒？您認為蘇州工業園與其90公里外的上海浦東互動關係如何？
李光耀：它給工業園建設設立了一個基准點。工業園的規劃與發展，布局良好、乾淨整潔、綠色自然，在此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業、商業、住宅及政府服務各行各業濟濟一堂，設有休閑娛樂區，其中包括一個面向金雞湖的高爾夫球場。這種模式已被其他許多工業園拿來學習和採用。
事實上，長江三角洲的崛起要歸功於上海的發展，連蘇州工業園都從上海這樣的龍頭髮展中受益。工業園區的價值在於與90公里之外的上海做生意成本較低；只要建設良好的公路交通，不管是土地、勞動力還是其他成本都會降低。因此上海和蘇州工業園之間是協同作用。
（注：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重要合作項目，開創了中外經濟技術互利合作的新形式。1994年2月11日，國務院下達《關於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複》；2月26日，中新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蘇州工業園學習的是裕廊工業園的模式，但是並沒有學到裕廊的精髓，在您的自傳中您詳述了中新雙方就建立工業園所經歷的挫折和努力，新加坡方面是如何尋找到越過障礙的解決方法的？
李光耀：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理解為什麼中央政府和蘇州市政府關注的重點會有如此大的不同。
中央政府希望完全借鑒這一概念，包括規劃、布局、工業、商業、住宅和娛樂設施的整合，所有這些“軟件”方面的東西都要加以規劃和集中。而蘇州市政府關心的是硬件設施的快速發展，因為硬件建設的進步會比較明顯，因而他們打算放棄已經同意了的總體規劃。
讓我們感到驚奇的是，我們發現我們在文化和商業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我們無法理解對方做事的方法，“關係”和派系等因素，還有他們決策做事的方法，根本不顧及自己是否已經脫離了原已同意了的總體規劃。我不得不去和江澤民主席交流，請他指示南京，即蘇州市政府應遵從中央政府的決定。
總的來說，中國領導人最初希望借鑒新加坡的“軟件”設施，最後蘇州方面學到了比如管理系統和文化等這方面的先進經驗。但有一個難題就是，從蘇州派過來學習的幹部都是些底層人員，而高級領導幹部並沒有來學習。因此當這些幹部返回之後，對在新加坡所學知識的應用個別時候會持部分保留，因為他們的上級領導不明白我們如此做事的原因。總的來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可以說已經成功了80％以上。
記者：現在中國的許多省份，比如說廣西及唐山邀請新加坡將蘇州工業園區的模式複制到他們那裡，你認為蘇州工業園的模式可以複制嗎？
李光耀：不同地區必須從工業園中學到適合自己環境條件的因素並加以採用和適應。不能盲目照搬蘇州工業園的模式。依樣畫葫蘆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