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199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歷經“八九”風波之後，“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佔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便會付之東流。這是不是鄧小平決定“南巡”的重要出發點？
李光耀：當時之前，在許多經歷過長征的老一輩中間充滿了爭論和疑慮，他們認為開放勢必會令中國失去社會主義性質，因而憂心忡忡，鄧小平不得不做出南巡的決定，向人們解讀開放政策。
幸運的是，鄧小平獲勝了。
（注：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講話，即“南巡講話”。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改變了 1984年提出的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彼時，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作為指引，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記者：鄧小平先生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但同樣又面臨放開管制之後經濟過熱的問題，譬如199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經濟過熱，1993年通貨膨脹率為14.7％，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24％，在這段時間，中國的領導人有沒有向您透露有關向改革開放往何處去的信息？
李光耀：關於改革開放，高層領導人沒有透露任何重要的信息。不過，他們不時就通貨膨脹問題與我討論；他們問過通貨膨脹什麼時候才會過高。我說這取決於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得到完全利用、工人是否供不應求。只要生產力得到完全利用，勞動力資源充足，適當的膨脹並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三代領導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記者：最近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在進行改革開放30周年的總結和反思，這30年來，您一直關心和考察中國的改革進程，而且跟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都有很深的接觸，您怎麼評價這三代領導人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李光耀：不同的階段他們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個階段是鄧小平和江澤民及朱熔基。他們所必須做的是打破舊模式，推動公有制企業和公有制體系向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過渡，不管是私有還是公有，於是他們不再是時常虧損，而是更加注重盈虧。我認為第一階段應該劃到2000年，從1979到2000年，這個階段是個困難重重的時期；我得說，朱熔基的最後五年政府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改變了體制，加入了WTO，加入WTO又會迫使你去改變體制而且還會繼續推動你改變並保持競爭力。
胡錦濤的目標是平衡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因為從1978年到2000年，當他在2002年接任之時，沿海省份與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區貧窮省份之間的差異已經非常巨大。我想這項工作還在進行中，政府正努力在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建設基礎設施以帶動發展，對向這些地區投資的人給予特殊的投資政策，因為西部地區遠離入海口，出口成本過高。所以投資西部就意味著你的產品也要在西部銷售或在中國國內市場銷售，也許不久以後，隨著中國和中亞、俄羅斯聯繫的加強，也可以向這些國家出口。但這是一個長遠的考慮，長遠的意思大概就是30到40年的時間。但我堅信西部省份最終也會像臨海或者臨江臨河省份那樣發達繁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