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美國來看，你會發現兩條海岸線—東海岸和西海岸，內地城市除了芝加哥以外都趕不上這些沿海城市的發達繁華、人口衆多。而芝加哥是因為臨近聖勞倫斯河和大湖區，可以通航入海，運輸成本依然低廉。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提高標准，例如說60-70％的沿海省份。但從歷史之初，中國的貧困地區往往都在內地，那裡氣候不佳，交通不便，文化和教育水平也不夠高。所以那裡的人民、那裡的優秀學子都希望提高自身，於是他們到沿海城市或者北京的大學讀書或接受特殊的培訓。這種狀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優秀的教授和教師都不願意到這些省份。
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在印度尤其是個大問題。印度有許多小村落根本沒有教師願意前往。於是孩子們跟隨一些不太稱職的教師上課。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城鎮化，建設城鎮、大城鎮，這樣才會有足夠的設施吸引教師，推動衛生服務事業的興起，實現與世界的連接。這是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都走過的一條發展之路，歐洲、美國、日本、台灣、韓國，以及新加坡。
中國改革開放的得與失
記者：1999年3月22日，中國啓動了西部大開發規劃；2003年9月10日，中國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多年過去，沿海與西部、內地省份之間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
李光耀：省份之間增長率的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必然形成內地省份的人民無法獲得平等發展的感覺。他們遠離入海口，遠離市場、投資和出口貿易。他們會認為自己毫無競爭優勢，這種情緒是難以避免的。如今中央強調“和諧社會”，正加大力度在內地、西南、西部和西北省份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也被允許可以向投資者提供特殊的經濟鼓勵政策。這會縮小省份間的差距。但它無法完全填補這個差距，因為近海及近河的地理優勢是無法均衡的。美洲大陸也有同樣的問題，東西海岸的城市要比內地城市更為發達。
記者：新加坡當年也曾經遭遇過產業轉移的陣痛，中國目前沿海城市也在面臨相似的情形，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有跡象顯示部分公司正往一些低成本國家轉移，例如越南、印尼和印度。從您的經驗來看如何面對相應的產業調整和升級？
李光耀：在全球化競爭變得如此激烈之時，每一個國家都面對同樣的問題，競爭者憑借低成本的生產基地，以同樣的商品同樣的服務進入市場。新加坡方面，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勞動力進行再教育，以吸引更多新興工業，提升價值鏈。當然，工業轉移及升級的問題，所有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馬來西亞、泰國，很快越南也會加入進來。
記者：自2004年起，圍繞著中國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以“朗顧之爭”為起點，中國國內對國企改革進行了激辯，形成未來中國國企改革前途樂觀及失望兩個極端。中國的國有企業占據著國民經濟的重要命脈，新加坡擁有一些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例如淡馬錫（Temasek），中國的國企如何才能產生更多的淡馬錫？
李光耀：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就明白，要生存就必須競爭。國家不會資助他們，如果他們一再虧損，就只好關門倒閉。這些企業中多數出口尋求增長，必須面對競爭求生存。因此他們非常重視節約成本、提高生產力，並利用合作經營和熟練工人，使用最好的機器設備改善產品質量。中國的國有企業並沒有這樣的競爭壓力，因此一旦市場開放，許多企業無法迅速變通適應競爭，將不得不靠國家的資助生存。但是據我所知，中國部分國企正在改變並不斷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