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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澳大利亞司法和海關部長戴維.約翰斯頓（左）和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參加移交從中國籍經濟犯罪嫌疑人處沒收的337萬多澳元贓款儀式。 |
浙江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借赴巴黎考察之機滯留未歸——前不久發生的這一官員“失蹤”事件一時令國人愕然。就在他疑似“出逃”前兩個月，中紀委、國家預防腐敗局等十部門剛掀起一場禁止官員公費出國、出境旅遊專項整治行動，增強了打擊貪腐力度。
在國內熱議完善官員監管機制和遏制官員出逃的對策之餘，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對於那些外逃人員，如何迅速將其緝返回國？
外逃人員：一個“黑數”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報告顯示，過去10年逃往北美和歐洲等地的中國腐敗官員達一萬多人，攜帶出逃款項達65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在逃官員名錄中，許多名字為人們耳熟能詳：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鬆街支行行長高山、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許超凡……在這些外逃貪官之中，還有一些“官小事大”的，而在他們外圍，不乏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
“真實外逃的人數，無從計量，”原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正司級巡視員、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在接受採訪時舉了一個例子，“在職務犯罪查處率居全國前列的一個省份，近兩百名負案在逃的人員中，只有不到十名案犯在海關出境時留下了記錄，其餘的全部下落不明。”
“到底是不是用了假身份證、假護照逃到了境外，還是潛伏在國內，我們沒有證據，不好說。”黃風說，有些人長達十幾年杳無消息，線索全斷。至於具體多少這樣的情況，黃風用了四個字：一個黑數。
在外逃人員中，金融系統、國有公司、企業的管理人員占據了一定比例。與那些驚弓之鳥般被迫出逃的刑事罪犯相比，這些人攜款外逃的行為更多地帶有主動性和計劃性。
那些涉案金額相對較少、級別低一些的外逃人員，往往首先選擇逃往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和俄羅斯等周邊國家，這樣，他們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會太高；而逃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逃人員往往會隱姓埋名，靠贓款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因為那裡的一些國家正處於轉型期，有的國家法制不很健全；而對於一些大貪官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移民國家，是他們的“逃亡天堂”，如美國、加拿大和荷蘭等。“儘管這些人是國家重點要求引渡遣返的對象，但那些國家的法律能為他們提供保護傘。”黃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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