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廖正豪 |
我認為，政府不要先把結論說出來，例如會增加多少經濟成長率？增加多少就業人口？對台灣安全以及未來的影響如何？不做就會損失多少等等；現在連架構都還沒出來，就先做那樣的結論，當然沒有辦法說服民眾；政府應該說明做甚麼會有利，不做甚麼會有弊，才會讓民眾信服，政策的推動才會順利。
王作榮：應以政治協商的方式處理兩岸的定位問題
因為我要先離開，我簡單地講幾句話。聽到前面的發言與感受，我認為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有兩個重點：第一是兩岸關係定位的問題；第二是台灣內部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定位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覺得兩岸代表談判應採取政治協商的方式，政治協商的方式就不會牽涉到密談問題。而去談政治協商的代表有多少的權力呢？有多大的代表性呢？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內部的事，我們要給這些代表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權力，對方的代表被授與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權力。但是我們名義上，政治協商不談主權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兩岸關係定位問題。
如何處理行政立法關係
對於第二個行政與立法的定位問題。我認為，這種談判毫無問題是屬於行政部們的權力，應由行政部門主導。但是，涉及到立法問題，涉及到重大的政策要“立法院”通過的問題，那是“立法院”職掌的範圍，要尊重“立法院”，要先把這兩個分開。
但是，在這個談判的過程裡面，行政部門應該考慮到立法部門的意見，免得一下就被否決了；若要盡量減少被否決的機會，在談判當中，重要的政策問題，應該有一個管道與“立法院”私下溝通；要經常與“立法院”有代表性的委員溝通，將來在“立法院”，這些委員就可能幫行政部門講話，因為溝通過了嘛。各國都是如此。我的本行是學政治的，我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