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同樣有類似的思想。佛教主張眾生平等，但並不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是平均主義，只是說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個人造業，包括善業、惡業、不善不惡業，會有相應結果，因此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
雖然福報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個人並不去埋怨別人，而是追問、叩問自己為什麼沒有這樣的福報，從而經過努力去得到，因為福報是不可能無緣無故就來到自己身邊的。佛教既讓人們有一種取得平等的希望、尊嚴，又不至於在現實生活中只有永遠的攀比和無盡的埋怨。攀比只能帶來煩惱，用現在的話說是幸福指數上不去，這實際上是主觀因素，用儒家的話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我曾與河北柏林寺方丈淨慧長老談天，說到儒家和佛家兩大思想派別對中國二千多年文化的貢獻，都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儒家的兩個字是“忠孝”，以孝為本，移孝作忠。普遍來看，中國人在交朋友時會不知不覺地考察其是否孝順父母，假如風聞其不孝順，就會逐漸疏遠。孝成為最起碼的做人準則。而一個孝順的人必然會對朋友忠、對事業忠、對國家忠。儒家理論可以歸結為兩個字，即“忠孝”。
佛教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則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後的小說，無論是從《金瓶梅》到《紅樓夢》，還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戲曲，無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響。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因果相應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說，糾正不相應的因果，才能達到平衡與和諧，浮躁也就減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態度積極進取，以善因得善果，通過自己努力去獲得相應的福報，這種思想對社會是有積極意義的。
教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的佛教沒有完成現代化的轉變，上個世紀以來，佛教始終沒有作為一個健康的、主動的、積極的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直到近些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呼聲之下，人們認識到中國佛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重新加以重視。佛教得到了發展與轉變的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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