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順便可澄清兩種誤解，一說“在封建社會裡，正統的觀念是絕對的。一個家族中，只有嫡傳子孫才能堂堂正正地記入家譜上面，也就是長子、長孫、長重孫、長重重孫的家庭才可以記載在簿。”② 其實一個家庭所有的子孫不論嫡生、庶生都要記上譜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譜不可能每個子孫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長房或嫡系子孫收執保，存。二說女子不能上譜，其實從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譜的，如前所述，女兒記載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則記載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況都要記載清楚，受歧視的表現是舊社會女子往往有姓無名，稱某氏而已。現在修譜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學歷、工作業績一般都作了記載，當然位置還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這是家譜體例決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為戶主，則同樣女子和男子一樣處於世系中戶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志學家梁洪生教授說：“宋以後的傳統社會中，各朝統治政策都與家庭建設理論並行不悖。特別明後期，家族倫理經過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鄉民之中，使之成為一種日漸深厚的文化積澱和觀念傳承。以後幾百年間修譜建祠及集體祭祖等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常識，並在此基礎上潛移默化地形成行為規範。而建國以後，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設與活動為打擊物件……修譜活動出現了近四十年的斷層，絕大多數‘文化人’連舊譜都看不懂了。”③我國史學界對族譜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和偏見，國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備受重視，地方誌的編修有專門機構、人員和經費，記載各級官員的交替傳承，功勞政績。而民間族譜卻被打人另冊，屢遭滅頂之災。老百姓自己籌款修譜，記錄自己的歷史與血緣傳承，往往被斥之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聲不絕於耳。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思想理論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說族譜是封建產物，是宣揚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秩序的東西，那麼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嘗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為什麼單單族譜必須焚盡而後快呢？莫非歷史真的只有少數傑出人物的活動才具價值？史學只能是帝王將相與少數傑出人物的專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遺產，而族譜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譜中存在作偽、失實、攀附、篡改之辭，學術界便嗤之以鼻，不以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這些毛病官修史志與文人著述中也常見，有的比族譜還更嚴重，梁啟超也說過：“吾中國官犢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例如《宋史》及司馬光《諫水記聞》、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等書誣陷攻擊王安石，就令數百年後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窮27年之工，參閱千卷文獻，寫出《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辨宋史之誣”。⑤官修史書中美化當權者，篡改史實，遮諱統治者種種拭父淫亂的事實，真是數不勝數，何以史家依然引錄不誤？其實，族譜的編修是極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歲湮，各支派宗譜的詳略、敍述便難以一致，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其譜的真實性。國內以岳飛為先祖的《嶽氏家譜》就有4部，分別在雲南、湖南、江蘇三省；臨川、東鄉、金溪與王安石家族相關的宗譜本人即見10部之多，其中當然難免有不合之處。只有對不同版別不同支派的族譜相互參證，深入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輕易認定某譜某事某人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偽，而講整譜皆偽，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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